非典柴靜出鏡記者 回顧非典時期

柴靜，作為一名記者兼主持人，節目當中她是冷靜客觀的，她有一顆熾熱的扶持弱者的心靈。她氣質優雅，而又鋒芒畢露。始終站在離新聞最近的地方，她以她的......

柴靜回顧“非典”時期：那個温熱的跳動就是活着

二〇〇三年四月十七日，到“新聞調查”的第一天，晚上大概九點，我給製片人張潔打了一個電話：“我來報到。”
張潔説：“我們正在開關於非典的會。”
我説：“我想做。”
我已經憋了很長時間。之前幾個月，“非典型肺炎”已被頻繁討論。最初，媒體都勸大家別慌，但到了四月，我家樓下賣煎餅的胖大姐都沉不住氣，車把上掛着一塑料袋板藍根，見了我從自行車上一腳踩住，問：“你不是在電視台工作嗎，這事到底怎麼着啊?”我啞口無言。乾着急參與不進去，悶悶地想，將來我要有個孩子，他問我：“媽，非典的時候你幹嘛呢？”我説：“你媽看電視呢。”這話實在説不出口。
掛了張潔電話，手機扔在沙發上，我又拽過來給他發了條短信：“我現在就去好嗎？”沒等他回，我電話打過去：“十分鐘後到。”
一推開門，一屋子人，熱氣騰騰，跟新同事也來不及寒暄，直接問：“現在到底是個什麼情況？”“不知道。”“那怎麼做？”
“去現場。”
這個欄目的口號是“探尋事實真相”。
當天晚上開會還在説要採訪衞生部長張文康、北京市長孟學農，但誰也聯繫不上。大家説，那就去醫院吧。那時候都沒防護意識，也沒有防護服，辦公室姚大姐心疼我們，一人給買了一件夾克，滑溜溜的，大概覺得這樣病毒沾不上。我分到一件淡黃的。
台裏的辦公區也發現了疑似病例，為防止蔓延，製作和播出區的人員已儘可能減少，寧可重播節目以保安全。正式的選題程序暫時中止，這時候進不進去現場，請示也只能讓上司為難，我們幾個自己商量着來。去跟北京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的人纏：“讓我們進去吧。”
負責人看看錄音杆：“這個毛茸茸的東西不能進。”“那好，錄音師不進。”
他再看攝像機：“這個沒辦法消毒，也不行。”“那……攝像也不進。”
所有機器都不能帶。
“那讓我進去，我可以消毒。”我説，“給我別一個麥克，別在衣服裏面。”
“有意義嗎？”
“有。”
我們跟着一位流行病學調查員到了首都醫科大學附屬胸科醫院，穿了他們的防護服。病區不在樓裏，是一排平房。玻璃門緊閉，沒人來開。調查員走在我前面，手按在門上，用了下勁，很慢地推開，留了一個側身進去的縫。後來主編草姐姐説，進門之前，我回頭向同事招招手，笑了一下，她在編輯台上一遍遍放慢看過，但我自己一點印象都沒有了。

門推開的那一刻，我只記得眼前一黑。背陽的過道很長，像學校的教室長廊，那一涼，像是身子忽然浸在水裏。過道里有很多扇窗子，全開着，沒有消毒燈，聞不到過氧乙酸的味道，甚至聞不到來蘇水的味兒——看上去開窗通風是唯一的消毒手段。

柴靜，作為一名記者兼主持人，節目當中她是冷靜客觀的，她有一顆熾熱的扶持弱者的心靈。她氣質優雅，而又鋒芒畢露。始終站在離新聞最近的地方，她以她的......

病房的木門原是深綠色，褪色很厲害，推開時“吱呀”一聲響。一進門就是病牀的牀尾，一個老人躺在牀上，看上去發着高燒，臉上燒得發亮，脖子腫得很粗，臉上的肉都堆了起來，眼睛下面有深紫色的半月形，呼吸的時候有一種奇怪的水聲。
“哪兒人？”調查員問。
“哈爾濱。”很重的東北口音。
“家裏人？”
“老伴。”
“電話？”
“她也得了，昨天去世的。”説到這兒老人忽然劇烈地咳嗽起來，整個上半身聳動着，痰卡在喉嚨深處呼嚕作響。
我離他一米多遠，想屏住，卻在面罩後面急促地呼吸起來。口罩深深地一起一伏，貼在我的鼻子上，快吸不上氣來。背後就是門，我有生以來第一次感到身體不受控制，腳往後縮，想掉頭就走。
那個三十多歲的調查員，站在牀頭一動不動。他個子不高，離老人的臉只有幾十公分，為不妨礙在紙上記錄，他的眼罩是摘掉的，只戴着眼鏡。等老人咳嗽完，他繼續詢問，聲音一點兒波動都沒有。
整整十分鐘，我死死盯着他，才有勇氣在那兒站下去。
這時，我才發現直覺裏的詭異之感來自何處——整個病區裏只有三個病人，沒有醫生，沒有護士，沒有鞋底在水泥地上的摩擦聲，沒有儀器轉動的聲音，沒有金屬託盤在什麼地方叮噹作響，這個病區沒有任何聲音。
胸科醫院當時沒有清潔區和污染區。出來後，我們站在門外邊的空地上脱隔離服，連個坐的地方都沒有，只能站着脱。我單腳跳着往下扒拉鞋套，踩在褲子上差點摔倒。抬頭，才發現攝像陳威正拿機器對着我，紅燈亮着，我才想起來得説點兒什麼。邊想邊我看到的情況，結結巴巴，沒人怪我，包括我臉上口罩勒的一道一道滑稽的印子。
“疫情公佈由五天一次改為一天一次；取消五一長假；北京市確診三百三十九例，疑似病例四百零二人。”四月二十日的新聞發佈會後，恐懼“嗡”一聲像馬蜂羣一樣散開，叮住了人羣。
系統嘎嘎響了幾聲後迅疾啟動，開始對疑似病人大規模隔離。海淀衞生院的女醫生第一次穿隔離服，穿了一半又去拎一隻桶，拎着那隻桶她好像忘了要幹什麼，拿着空的小紅桶在原地轉來轉去。我問她怎麼了，她嘴裏唸叨着：“我小孩才一歲，我小孩才一歲。”
醫生都是跑上車的，我們也只好跟着跑，鏡頭抖得像災難片。“趁着天亮，快！快！”他們喊。
上了車，他們都不説話，手腕一直彎着向後反扣，系口罩。繫好了，過一會兒，鬆開，再系，系得更緊一點。
車開到中國農業大學宿舍樓底下，之前有病人住過這裏，兩個穿墨藍西裝的物業在等着接應，看見一大車全副武裝的人下來都傻了。醫生給他們手裏塞了口罩：“戴上。”他們木然着，以絕對服從的姿態戴上，一人戴兩個藍口罩，壓在一起。其中那個胖子，不知道從哪找了一個白色護士帽戴着，有一種讓人恐懼的滑稽。
病人的房間在二樓，防疫消毒人員上了樓，沒有敲門，先拿噴霧器往門上噴，聲音很大。房裏的人打開門，看見一羣通身雪白的人，一聲尖叫，“咣”給關上了。門被叩了幾下，從裏頭瑟縮地打開，噴霧器比人先進去，印花格子被子上，牆上張曼玉的畫像上，粉紅色兔子上……過氧乙酸的霧體漫天飄落下來，掉進桌上熱氣騰騰的方便麪桶裏。
後來我發現，人在那樣的狀況下，通常不是哭或者抗拒。一個女生隔着桌子，茫然地把一張火車票遞給我：“我今天下午回家的票……能給我退了麼？”我不知怎麼辦，把票接過來，又放在桌上。
臨走的時候，她們本能地想跟着出來。門緩緩帶上，我看見她們的臉重重地往下扯着，眼看就要哭出來。那個有一歲小孩的醫生又走了進去，安慰她們。我在門口等着她，她出來的時候大概知道我想問她什麼，説：“我也是母親。”
那時候我才能回答陳虻的問題——當一個人關心別人的時候，才會忘記自己。

到七二一醫院的時候，我看到醫生護士衝過來，飛奔着跑向衞生院的消毒車。一個四十多歲、戴金絲眼鏡的男醫生拍着車前蓋，淚流滿面：“政府去哪兒了呀？怎麼沒人管我們了呀？”

柴靜，作為一名記者兼主持人，節目當中她是冷靜客觀的，她有一顆熾熱的扶持弱者的心靈。她氣質優雅，而又鋒芒畢露。始終站在離新聞最近的地方，她以她的......

去消毒的是海淀區衞生院一個剛畢業的小夥子，他把手放在這個醫生肩膀上，拍了拍：“拿桶水來。”小夥子把過氧乙酸沿着塑料桶沿慢慢倒進水裏，打開背上的噴霧器，齒輪低聲悶響，轉動，他説：“讓開一下。”噴嘴處無色的水破碎成細小的霧滴，被氣流吹向遠處。
“以後就這樣用。”他説。旁邊的人點點頭，鎮靜下來。
但是重症病房他只能一個人去，我們的鏡頭也不能再跟。
我給他提了一下淡黃色的乳膠手套，往袖子上箍一箍——他的手套太小了，老滑下來露出一小段腕子。他看着我。我們不知道對方叫什麼，都穿着防護服，只能看到對方的眼睛。
他説：“五一後才是高峯，小心。”
“嗯。”
他孤零零，揹着噴霧器拐過一個彎，不見了。
二十二號，突然通知有臨時轉運任務，開出兩輛急救車。長安街上空空蕩蕩，司機周師傅開金盃麪包車載着我們，跟在急救車後面開了個痛快。那年天熱得晚，來得快，路上迎春花像是憋瘋了，純金的枝子胡亂抽打着往外長，襯着灰撲撲的荒街。老金盃在長安街上開到一百二十碼，窗開着，外頭沒人，風野蠻地拍在臉上。我原來以為這一輩子，就是每天想着怎麼把一個問題問好，把衣服穿對，每天走過熟悉又侷促的街道，就這麼到死，沒想到還有這麼一天。
到醫院，車一停下，我看到兩個醫生推着一個蒙着白布的東西，顛簸着跑過來。
我嚇了一跳。
他們把它往救護車上抬的時候，我才發現，是個輪椅，一個老太太坐在上面，從頭到腳被白布罩着，白布拖在地上。她是感染者，但沒有穿隔離服，沒有口罩，從普通的客梯裏推出來，身上的白布是病牀上的牀單，大概是臨時被拽過來，算隔離手段。
病人一個接一個地出來，很多人自己舉着吊瓶，我數了一下，二十九個人。這不可能，公佈的沒這麼多。我又數了一遍，是，是二十九個。
運送病人的醫生居然沒一個人穿隔離服，眼罩、手套也都沒有。只是藍色的普通外科手術服，同色的薄薄一層口罩。我攔住一個像是領導模樣的人，慌忙中，他説了一句“天井出事了”。事後我才知道，他是北京大學附屬人民醫院的副院長王吉善，一週後也發病了。
我們住在一個小酒店裏。人家很不容易，這種情況下還能接收我們。一進大門，兩條窄窄的繩子，專為我們幾個拉出來一個通道，通往一個電梯。進了電梯，只有我們住的三樓的按鈕能亮，其他樓層都用木板封死，怕我們亂跑。進了三樓，沒有其他客人，空蕩蕩的長走廊裏靠牆放着一溜紫外線消毒燈，夜裏磷光閃閃。
樓層的服務員挺好的，給我房間打電話，説我們要撤了，以後你們自己照顧自己吧，給你們一人留了一個體温計，自己每天量量吧。平常窗外男孩子們打球的操場空無一人，掛了鐵絲，滿場晾的衣服，白荒荒的日頭底下，飄來蕩去。
我家小區也知道我去過病房了。物業給我打電話：“挺好的吧？大家都挺關心你的……最近不回來吧？”我理解，拍完了我們也不回辦公室，車開到南院門口，把帶子放在門口傳達室。會有人來取，把帶子消毒後再編輯。
我妹來酒店給我送東西，我讓她帶只小音箱給我。晚上在空無一人的大街上，隔着三四米遠，我讓她站住：“放下，走吧。”
妹妹在黯淡的路燈下看着我。去病房前我倆談起過父母，我問她：“你覺得我應該去病房嗎？”她説：“你可以選擇不當記者，但是你當了記者，就沒有選擇不去的權利。”
一天晚上，張潔莫名其妙地跑來酒店住，還帶着一大束花。“咳，領導，這時候您來幹嘛呀？”大家心想，還得照顧您。他不解釋，還一一擁抱，男人們着實不習慣，倒拽着花，繃着身體忍受領導的親熱。
事後，我在媒體報道里看到過張潔説：“他們幾個早期的時候回到南院來吃過一次飯，結果大家找我反映：你還注意不注意我們大家的安全？唉，一瞬間，真是……但轉念想，是啊，大家的安全也重要啊！”
他怕我們心裏難受，就來酒店陪着我們。
記者問我，我一點不記得去南院吃飯這事兒了。費勁地想半天，解釋説：“那時，南院好像不存在了，不那麼真實地存在了。”
每天早上醒來，我閉着眼從枕頭邊摸到體温計，往腋下一夾，再半睡半醒五分鐘。反正發燒就去醫院，不發燒也要去。有一天，我覺得鼻子裏的氣是燙的，熱流直躥到腦門上，覺得肯定是感染了。閉着眼睛想，怎麼搞個DV進病房之類，不能白死。睜開眼看了看體温計，才三十六度五。
有位女法警，負責給刑場上已被執行死刑的囚犯拍照。她説從不恐懼，只有一次，晚上洗頭的時候，打上洗髮精，搓起泡沫的一剎那，所有那些臉都出現在她面前。
她的話我覺得親切。非典時，我很少感到恐懼，有一些比這更強烈的感情控制了人。但那天晚上，我站在水龍頭下，開着冷水，水流過皮膚，一下浮出顫慄的粗顆粒，塗上洗面奶，把臉上擦得都是泡沫，突然覺得是死神在摸着我的臉。我一下子睜大眼睛，血管在頸上嘣嘣地跳。我摸着血管，這就是最原始的東西。活着就是活着。在所有的災難中，這個温熱的跳動就是活着。
後來我才知道，有一陣子，我們幾個都認為自己肯定感染了。從醫院回來，大家不約而同衝很長時間的熱水澡，覺得有什麼粉末已經沾在身上，鼻孔裏嘴裏嗆得都是，但誰也不説，好像不説就是一種保護。
曾在醫院裏碰到個女病人，舉着自己的吊瓶，看陳威拿鏡頭對着她，轉頭跟身邊醫生説：“再拍，再拍我把口罩摘下來親丫的。”我們哈哈大笑。
“九·一一”後不久，美國人就開始做娛樂脱口秀，一邊捶着桌子忍住眼淚，一邊繼續説笑話。我當時不太明白，現在理解了，人們還能笑的時候，是不容易被打敗的。
我們待在急救中心，攝像小鵬每天去找漂亮的護士消毒。他最喜歡一個叫“鋼絲眼”的，因為那姑娘戴着口罩，眼睛又大又亮，睫毛漆黑像一線鋼絲。他老站在遠處瞄着，又不好意思近前。鋼絲眼呵斥他：“過來！消毒！”
他説：“我不怕死。”
鋼絲眼冷笑一聲：“不怕死的多了，前幾天我拉的那兩個比你還不怕呢，已經死了。”
他立刻湊過去了：“多給點兒。”
鋼絲眼白他一眼，咕咚咕咚給他倒消毒液。
“要不要頭上也來點兒？”他嬉皮笑臉指着自己的光頭。
姑娘拿起就倒。
他服了。
混在他們當中，我迅速變得粗野了，車在空無一人的長安街上，他們遞給我根糙煙，説抽一根能防非典。工作完找地方吃飯，飯館大都關了，就一家湖南小館子彪悍地開着，幾個服務員大紅襖小綠褲，閒來無客在門口空地上掄大繩鑽圈，見我們車來，一笑收繩，上幾鍋最辣的幹鍋驢肉，顫巍巍地堆成尖兒。多要一碗白蒜片，一碗紅辣椒圈兒，一碗碧綠的蒜苗段，齊投進去，滾燙得直濺猩紅的泡，往米飯裏澆一大勺，再拿冰礦泉水一浸，把頭栽進去吃，幾隻光頭上全是斗大光亮的汗珠，跟服務員説：“給我一萬張餐巾紙。”
他們吃完一鍋，也給我倒一杯白酒放着，講在新疆拍日全食，天地烏黑，只剩太陽中心鮮紅一點，像鑽石一樣亮。小鵬説他把機器往戈壁上一扔，放聲大哭。他就是這麼個人，拍人物採訪時，常是大特寫，有時鏡頭裏只剩一雙眼睛：“看這人的眼睛，就知道真不真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