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高粱》堪稱打造中國夢的民族史劇

”　　應該説，該劇已實現了山東題材劇的本土突圍和全國性突破，將成為中國影視史上一個不會繞過的經典個案。”　　其次，若就藝術性而言，劇中運用大量的民俗民風元素，讓我們看到真正原生態具有濃郁北方風格和氣息的世俗生活。

周迅、朱亞文

周迅

抗戰前線

本站娛樂訊 時下，電視劇《紅高粱》可謂引人注目，甚至形成舉國皆談《紅高粱》的局面。應該説，《紅高粱》一開播就迅速博得頭彩擁有好口碑的原因亦不復雜，近年來鮮有像電視版《紅高粱》一樣敍事宏大、劇情豐富、主題深刻、吸晴接地氣的民族史詩力作。

借用山東廣播電視台總編輯呂芃的話説：“電視劇《紅高粱》既是在莫言老師原作基礎上的一次繼承，同時在某種意義上也是一種嶄新的作品。可以概括為四句話：山東故事，中國氣魄，民族風格，國際影響。這部戲可以不誇張地説，已經成為了一個‘現象級電視劇’，不是一部單純的文藝作品，已經成為了一種現象。”

應該説，該劇已實現了山東題材劇的本土突圍和全國性突破，將成為中國影視史上一個不會繞過的經典個案。值得首肯的是，相比此前的文本，電視劇《紅高粱》突破了莫言原著和張藝謀電影的侷限，敍事風格更加恢弘大氣，劇情更加豐富多彩。該劇所表現出的社會認知價值也讓這部電視劇成為一部記錄上個世紀三十年代中國社會和農民命運的歷史變遷史、精神思想史和風情民俗史。

如若仔細推究，電視版《紅高粱》贏得追捧一舉成為“現象級電視劇”的原因顯然在於作品集思想性、藝術性和觀賞性於一身，顛覆了此前熒屏上雷劇當道媚俗叢生的影視格局。而對於觀眾，發現一部如此經典且富有張力和激情的劇作，自然不容錯過。

現在不妨讓我們從影視角度分析一下電視版《紅高粱》博弈成功的幾大原因。首先，就思想來説，細數《紅高粱》中各色人物，或官或匪，無一不表達對追求生存、追求自由的慾望，而他們身上共有的精神則是反對壓迫和奴役。在劇中，縣長朱豪三、土匪餘佔鰲等各個社會階層和羣體矛盾叢生，關係縱橫交錯，然而面臨日寇入侵家園大敵當前時，他們統統放下個人仇恨一致對外。《詩經》有云，“兄弟鬩於牆，外御其務(侮)。”《紅高粱》中的眾多英雄譜，亦如是。換言之，《紅高粱》絕對不同於一般的抗戰劇，它以樸實勞動人民的視角展現了骨子裏反抗奴役追求自由的精神和集體意識。

該劇編劇趙冬苓是個“用心人”，下面這段文字是最好的證據。“我對自己有一個要求，用小人物的命運折射大時代的變化，這是我創作這部戲時的要求，我要最大限度地反映三十年代初到抗戰這一段中國的現實—那一個黑暗的、混亂的、複雜人性各種成長的現實，要把這個寫出來，把當時的社會萬象寫出來，然後寫出來那時候的那一代人，也就是我爺爺、我奶奶是在這樣一種社會現實下他們是怎麼生活的，他們的掙扎、他們的反抗、他們的失敗、他們的妥協。在寫作中要體現出家國情懷，當外敵入侵時，他們如何奮起抗爭。”

其次，若就藝術性而言，劇中運用大量的民俗民風元素，讓我們看到真正原生態具有濃郁北方風格和氣息的世俗生活。劇中運用了一系列譬如黑土、高粱酒、花轎、剪紙、嗩吶甚至騾子、驢等民俗意象，這一個個運用得恰如其分的民俗意象，有條不紊地構成了一幅完整故事幕布。甚至，我們可以説民俗民風的運用，已然成為這部電視劇的一大精神標籤。

據稱，編劇趙冬苓為了真實還原劇中的史實和民俗民風元素，曾幾次奔赴高密採訪釀酒專家和當地土匪史研究專家及高密研究家族史的專家，這種認真求實的紮實作風，真正做到“紮根泥土，為人民創作”。

再次，若就觀賞性分析，源於藝術語言的創新，以及鏡頭語言從容、唯美的運作，整部作品畫面更加時尚、大氣，甚至呈現出電影的格調。這也是該劇剛一熱播就迅速贏得老中青多個層次觀眾熱捧，更多中青年和學生、高知人羣力挺的原因之一。

作為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品，電視版《紅高粱》成功地塑造了“我奶奶”、“我爺爺”、羅漢大叔等一批中國普通老百姓羣像，歌頌了他們敢生、敢死、敢愛，敢恨的民族精神，也對中華民族的歷史、性格、心理、文化以及生存方式作出了思考。

文藝不是風花雪月的事兒，而是實現中國夢的重要力量。一個民族要經受苦難、鑄造輝煌，文化的支撐力量不可或缺。正所謂：小人物大情懷，人人都有一個千秋家園夢。在影視作品價值觀日漸下滑缺失道德底線的當下，我們期待有更多類似《紅高粱》這樣具有“正能量”的影視作品和適應時代潮流接地氣的文藝作品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