鞏俐紅高粱激情劇照 詮釋東方之美

1987年，張藝謀導演的《紅高粱》以濃烈的色彩、豪放的風格而為人所稱道。影片塑造了“我奶奶”、“我爺爺”、羅漢大叔等一批中國普通老百姓羣像，歌頌.......

1987年，張藝謀導演的《紅高粱》以濃烈的色彩、豪放的風格而為人所稱道。影片塑造了“我奶奶”、“我爺爺”、羅漢大叔等一批中國普通老百姓羣像，歌頌了他們敢生、敢死、敢愛，敢恨的民族精神，也對中華民族的歷史、性格、心理、文化以及生存方式作出了思考。該片最大的特色是拍出了中國人豪邁爽快的一面，跟中國內地電影一貫的哀傷沉重的傳統風格大相徑庭。攝影師顧長衞在取景和色彩的運用上有出色表現，男女主角在高粱地野合的一段有中國電影罕見的“景人合一”之美，令人看得暢快淋離。相比於《英雄》中分塊式的色彩劃分，《紅高粱》就顯得不那麼繁複。整部電影似乎只由黃色和紅色組成。在黃土高坡上，黃沙漫天，特別是顛轎這個段落，幾個轎伕連唱帶跳，帶起了滾滾塵土。身為西安人的張藝謀用潑墨式的表象風格向它們表達着熱愛之情，那些黃色的土地正是他所要朝拜的對象。而紅色則更加出彩，除了比人高的“紅”高粱，還有“我奶奶”的紅蓋頭、紅轎子、紅鞋子，窗上的紅窗花、碗裏的血紅的高粱酒、紅彤彤的爐火，還有最後日食時那徹底變成紅色的世界。

1987年，張藝謀導演的《紅高粱》以濃烈的色彩、豪放的風格而為人所稱道。影片塑造了“我奶奶”、“我爺爺”、羅漢大叔等一批中國普通老百姓羣像，歌頌.......

這份鮮豔的色彩的出現，更能表達出陝北人的熱情與豪爽，呈現了中國農民向上的精神狀態。《紅高粱》並不是十分具有現實性的作品，也不是一種對民族文化的尋根。相反，在這個聯繫三代的以過去時回敍出來的故事中，塑造的是一個未來意義的人格，是一種人格理想，超越了具體的社會表層，具有人的本性與本質的深度，影片自始至終所呼喚的主題就是勃勃的生命力，就是張揚活得不扭曲、無拘無束、坦坦蕩蕩的生命觀。因此擺在觀眾面前的作品不是一個已被理解的世界，而是對一個世界的生命的理想。《紅高粱》不同於以往任何一部反映農民的影片，它的視角已從傳統的對土地的禮讚轉向了對生命的禮讚。故事的超常特點決定了敍事的非現實性，故事的地點也被淡化。在影片中甚至淡化了社會最基本的結構——村落。影片中的所有敍事元素與視聽元素都在為這種自然生命的熱烈、自由自在和痛快淋漓的風格服務。與以往的探索影片不同，《紅高粱》雖然也承載了導演對生命主題的意念，但並不是完全像《黃土地》等探索片那樣淡化情節，靠純粹的電影視像語言的震撼力來直接表達導演的意念。張藝謀在這部影片中是從實處入手，從規定情境下的具體人物性格人手，編織一個完整、美妙動人的故事框架，從而使意念通過故事的曲折、人物的行為、動作自然而然地流溢出來。

1987年，張藝謀導演的《紅高粱》以濃烈的色彩、豪放的風格而為人所稱道。影片塑造了“我奶奶”、“我爺爺”、羅漢大叔等一批中國普通老百姓羣像，歌頌.......

影片自身有一條完整的故事線，但這條敍事線大部分由畫外音來完成。影片一開始，還是全黑的畫面時，聲帶上就傳來了“我”的敍述；“我給你説説我爺爺我奶奶的這段事，這段事在我老家至今還有人提起。”這是一個以現在時進行回述的視點，這個“我”在此是一個故事的敍述者。由於他沒有在故事中出現，按理是一個客觀的敍述者，但他又是故事中人物的後代，這又使得他具有某種參與意識，從而又具有被敍述的意義。因此，這個視點是非常奇特而又新穎的，它使導演在處理全劇時有了一種遊刃有餘的視點參照，非常自由而又具有全知性。同時，他的敍述的特點把故事拉遠，又具有歷史的間離效果。在此視點基礎上，導演在這開場白中道明瞭故事的虛構性。“日子久了，有人信，也有人不信。”從而非常自如地把故事納入非現實的時空之中。畫外音在影片中出現了12處。而影片中的人物關係、周圍環境、時間轉換等幾個主要情節轉折點，幾乎都是由畫外音交待的。如我奶奶與麻風掌櫃李大頭的關係，高粱地的“鬼氣”，新婚三天新娘回老家的規矩，李大頭被殺，禿三炮綁走我奶奶的過程等。畫外音這部電影中還承擔了一種“預敍”的功能，如抬轎出發時畫外音就告訴觀眾，轎把式將成為我爺爺，這就增設了觀眾的“期待視野”，使畫面故事的進展更富有張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