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舌尖2》爭議：中國電視無批評只有吐槽

王韌認為，“掛麪爺爺”這個一生忠厚、勤奮的老人，都在他的景別、角度中表現了出來，導演的剪輯堪稱手藝。東方早報：我印象最深的還是西藏林芝的白馬佔堆和“掛麪爺爺”這兩個人物，都在平常中説出不平常。

第四集《家常》中的一對河南來的母女在網上引起了巨大的爭議。除了對紅燒肉的做法表示質疑外，部分觀眾還認為有些內容“過分煽情”、“太做作”。

王韌認為，“掛麪爺爺”這個一生忠厚、勤奮的老人，都在他的景別、角度中表現了出來，導演的剪輯堪稱手藝。

王韌因其敢説敢做的風格被朋友稱作“王大炮”。

在王韌看來，《舌尖2》中塑造得最成功的一組人物是《心傳》一集裏菜籽油的那一組。當最後出現榨油的壯漢們光着膀子對着鏡頭憨笑，就給觀眾提供了聯想的空間。

“我有話要説。”正當紀錄片《舌尖上的中國》第二部(下稱《舌尖2》)處於風口浪尖之際，上海紀實頻道《大師》欄目總導演王韌主動致電早報記者。與記者剛一見面，這位敢説敢做、被朋友稱作“王大炮”的導演便直奔主題：“《舌尖2》多火，連我這樣的人也來湊熱鬧。”

《舌尖2》的8個分集導演中有6人與上海有關係，其中家居上海的就有4人。而最近備受爭議的第4集《家常》的分集導演鄧潔，正是《大師》欄目組編導。一個月前，《家常》最終剪輯完成，鄧潔把片子帶回上海交給王韌。王韌一邊看一邊告訴鄧潔，哪些地方拍得好，哪些地方“必須要改”，當鄧潔告知“成片已經入庫，動不了了”時，王韌在看片現場遺憾地直拍大腿。

《家常》播出後，爭議不斷，鄧潔因此備受指責。對此，王韌“很心痛”，“我看片子的時候，《大師》組所有編導都參加了，當時看到不足的、不好的，就暫停了細説。但那是一次業務學習，今天我要為‘舌尖’説話。”

王韌認為，應該替《舌尖2》的創作者説句公道話，“‘舌尖’做到了用心用力，它的不足可以説是中國電視的不足，但重要的問題是中國沒有電視批評。所以，沒有人知道他們為此付出了什麼。”更要命的是，網絡風暴中夾雜着的語言暴力。可這些在王韌眼中卻是“財富”，“我要祝賀‘舌尖’的導演們，這麼年輕能經歷這樣一次“大批判”，是何等的財富！”

“大部分吐槽都不在點兒上，怎能客觀？”王韌説，“我理解大家對《舌尖2》的爭議。期待高、期待太久，又太有名了，人紅是非多啊，而且央視9套商業化的周播運作，既留足了期待的空間，也留足了吐槽的時間，又居高而不做相關引導。”王韌認為關於《舌尖2》的爭議，部分人泄憤似的挑毛病，已經引起鑑賞上的混亂，“中國電視本來就落後，這樣下去如何得了？”

“首先必須肯定，‘舌尖’在藝術上是一部難得的佳作，參與拍攝的年輕導演都竭盡所能。這是他們探索期的作品，如果我們不抱着寬容的心態，將來還有誰會去拍這樣的紀錄片？！”採訪中，王韌對前後兩部“舌尖”的比較，《舌尖2》的人物、敍事以及它現在面對的網絡困境都一一做了解讀，“王大炮”的風格盡顯無遺。

談主題

美食是人創造的，所以必須講人，沒有人哪來“舌尖”。

東方早報：有些觀眾認為第二部沒有第一部好看了，這是心理作用還是新的表現手段帶來的影響？

王韌：我和他們的觀點正相反，我認為就語言表現力來説，《舌尖2》高於《舌尖1》。後者為什麼會成為一個現象級的作品？因為當時是“三聚氰胺”、“蘇丹紅”剛剛過後，“毒大米”、“毒土壤”什麼的也在到處被傳播，食物安全堪憂；另一方面，中國人好吃，食文化中有無數可説道的東西，熒屏上到處是做菜類的節目氾濫，但就是沒有一部像樣的紀錄片。歷史與現實、人的理想要求與現狀的反差讓片子一下子熱起來。這就是為什麼中國算得上好片的絕不是“舌尖”一部，但只有它成了老少爭説的一部熱門片。

而《舌尖2》的語彙則更豐富，如把一組寫意或裝飾感強的畫面與原生態的紀實段落相接，常常為觀眾留出大空間。

東方早報：有評論説《舌尖2》花大量筆墨説人物有些“跑題”，你怎麼看？

王韌：美食是人創造的，所以必須講人，沒有人哪來“舌尖”，看美女私房菜好了。第一季也沒少講人，你看第一季中賣黃饃饃的老漢拍得多好，人物紀錄片的典範！我認為“舌尖”之所以不同於其他紀錄片，正是因為它有人物。關注人有什麼不對？

“跑題”不是因為關注人物，而是因為沒有處理好寫食物和寫人之間的關係。個別段落中人和食物的配比有些失衡。換句話説，對人物和食物的敍事角度，或者是兩者之間的分寸沒有把握好。但你不能因為一個人物沒有處理好，就認為不應該拍人，為什麼“掛麪爺爺”被這麼多人記掛在心裏？大家記住他是因為掛麪好吃嗎？顯然不是。

“舌尖”本來就不是一部談吃的紀錄片，它火熱的根本在“食文化”。中國的食文化有兩個推動力，其中一個就是民族的智慧和愛心，當貧困和食物單調的時候，智慧就迸發出來，比如山西的麪食就是中華民族生存的智慧。環境越惡劣，歷史越悠久，文化越深厚，小吃越豐富。我説的這點僅僅是中華美食的一個背景，構成不了全片，構成全片的依然是人和食物的關係，也就是人和自然的關係。

談人物

一首唐詩裏有一句好句，整首詩就可以千古流傳。“掛麪爺爺”就是《舌尖2》中的好句。

東方早報：我印象最深的還是西藏林芝的白馬佔堆和“掛麪爺爺”這兩個人物，都在平常中説出不平常。

王韌：同意。在創作上，西藏採蜂蜜這個鏡頭是珍貴的，值得褒獎。不以常態為滿足，動腦筋想辦法，不管樹是兩米還是十米，能讓鏡頭跟着主人公的運動一起升高，這種表現是在向你的拍攝對象表達敬意。説它是抄的，説明你太愛這部片子了，其實，鏡頭的運動就那幾種，戲法人人會變，就看你願意不願意花這個力氣，是否有這個心去花這個力氣。抄襲也好致敬也罷，導演真的就那樣花了力氣。

不過我是很羨慕，當年我拍人民英雄紀念碑，用大特寫把“人民英雄”滿屏地一個字一個字移動下來，這種對被攝體用大特寫貼着橫移或升降，讓鏡頭傳遞了一種撫摸感。但是我的片子沒人愛看，自然也沒人關注了，也更不會有批評了。所以我是真誠祝賀“舌尖”的導演們：你們的片子受到這樣廣泛的關注，並因為你們的作品形成一次網絡風暴，可喜可賀！這可不是人人能得的榮譽。雖然剛才聽説這麼巨大的網絡風暴背後就是五個主要推手，但我還是要恭喜。

另外，“掛麪爺爺”那個形象真是太好了，這個村裏肯定有無數個“掛麪爺爺”，為什麼選擇這一位，這一定是導演的功勞。七十多歲的陝北老漢，牙齒都掉了，但他們拍得美輪美奐，一個一生忠厚、勤奮的老人，都在他的景別、角度中表現出，其眼神、動作都讓你入心，不會忘記。真是好。導演的剪輯算得上是手藝了。現在電視不好看，剪輯亂就是一個原因。

還有，可能觀眾感覺不到，就是導演調動了所有的影像拍攝手段交代他們的生存環境。刻畫了被黃土與山石環抱的村莊，這種生存環境的刻畫在這個段落裏非常重要，是寫“掛麪爺爺”和他後人的重要筆墨。正是有了這些筆墨，使得觀眾對人物產生了一種尊敬。你看這個段落最後的一個鏡頭，是用一個長長的航拍鏡頭向老漢他們一家、向黃土高坡告別。

一首唐詩裏有一句好句，整首詩就可以千古流傳。“掛麪爺爺”就是好句，一部片子裏有這樣一個人物，足矣。你想想看，黃土高坡的山崖邊，一個從不為人所知的老漢的去世，都能成為新聞，讓全國人民記掛，這就是“舌尖”了不起的地方。

東方早報：《家常》裏選擇一對河南來的母女來講紅燒肉讓部分上海人不太能接受，你怎麼看？

王韌：人沒有選錯，而且選得非常好！一個非上海人能做紅燒肉，做得那麼晶瑩剔透，這不就是紅燒肉的魅力嗎？就算選擇一家地道的上海人來做紅燒肉，也會有人跳出來説，他們家做的程序不對，沒有我們家做得好。我認為這個段落是沒有布好局，敍事結構有問題，人物肯定是選得好的，它勾勒了一個流動的中國。

東方早報：強調5年沒回家哭訴的鏡頭讓觀眾覺得“過分煽情”、“太做作”，你會給鄧潔什麼建議？

王韌：她起筆從太行山轉到同樣高聳入雲的陸家嘴高樓羣，鏡頭從雲端落到地面，多好。但母女倆的亮相兩三句即可，緊接着就必須馬上“舌尖”，他們千里迢迢帶來的家鄉的味道——河南抻面。現在的佈局是人物交代的時間過長。一亮相必須講主食。主食講過才能講生活。你可以説“她在上海已經做了5年的抻面了”，但不能單獨説“離開家5年了”。因為人物一定是緊緊圍繞着“舌尖”，抻面之後是孩子在學琴，學琴之後是母親去買菜。再説學琴，紅燒肉再出來。這就是她們的生存故事與她們的“食”形成ABAB交替的敍事結構，也是段落節奏，這就沒問題了。

紅燒肉怎麼説，要説一句過渡一下，比如“上海是個奇妙的地方，它會吸納你，你也就學會它的很多東西”，這樣“紅燒肉”才能出來。

我很喜歡片中女兒在演奏廳裏演奏的段落。就是一種象徵。在一段非常紀實的段落之後，接上一段非常藝術的段落，這種反差就是現在很少能夠被掌握的一種語言。我們現在所謂的大片仍多為解説貼畫面，仍然是慷慨激昂，你去看《公司的力量》、《大國崛起》都是線性的思維，沒有留給觀眾思考的空間。

還有一點，最後的鏡頭應該是女兒獲獎，而不是媽媽的哭訴。

東方早報：其實《家常》這集中有一個很好的人物，就是登山的小夥子，直到最後一個鏡頭我才發現他是一個單親孩子，爸爸半年才見一次，他和爸爸一起吃飯時的場景還是樸實感人的。

王韌：據我所知，四川泡菜這段的主體本來是登山小夥的姑父。按常理，也應該是做泡菜的人，而不是吃泡菜的人，鄧潔在處理這個段落時，其實做了兩個版本。一個是以姑媽為主，一個以登山小夥子為主，但導演兩相比較後，用了登山者做敍述主體的那一版，最後的點落在他與父親身上，這個比苗家留守兒童那個段落巧。如果以姑媽為主，最後小夥子去給爸爸送飯，那又可能會在網絡上被狂歡了。這就是敍事主體不同的選擇會產生截然不同的效果。

東方早報：在塑造人物上，你認為哪一組最成功？

王韌：《心傳》裏菜籽油那一組。導演調動了所有能夠調動的手段，把榨油的力量傳達出來，先告訴你榨油的古老，然後鬆弛下來，一段紀實的段落，他們每天燒菜燒飯，包括油怎麼儲藏，當所有的段落結束的時候，每人一個笑臉。時間不多，大概也就5分鐘，但有足夠多的視聽特效手段，還用了高速攝影的畫面做交叉剪輯，當最後出現榨油的壯漢們光着膀子對着鏡頭憨笑，就產生了聯想的空間。在這些可供思考的空間中，你會想到這個農耕民族走過了那麼多年，雖然是在一個村莊裏，你也可能聯想到很多的現實，他們的將來會怎麼樣？讓你感受到父輩幾千年就是這樣過來的，這對於我們自我認知是很有幫助的。掛麪爺爺那段也很成功，是成熟的語言。

東方早報：如果總是用笑臉，觀眾是否會感到疲倦，難道不可以根據不同人物的狀態用其他的來代替嗎？

王韌：其實我們在2007年《***之道》就用過，我只能從自己的體會談，為什麼想出這個東西，這也是沒招，你不可能有這個時間和篇幅把他的人生全都記錄下來，那就得留白，所以用了笑臉。

電視是形式感的藝術，但不能過分強求。就像篆刻的印章，不管你陽文還是陰文，邊都是要破一破的，才覺有變化。但當電視這種形式感通篇貫穿的時候，本身也要有變化，要有破一破的地方。當然不一定是微笑的特寫，方法有很多，最重要的是前面要有精準的鋪墊，當紀實段落積累到足夠之後才可以出現寫意或裝飾感強的畫面。

談敍事

畫面重要還是文字語言重要？我從不問。我強調的是“得體”，講恰當好處適得其所。

東方早報：《舌尖2》在敍事上做了很大的改變，這種改變是不是有些冒險，因為一旦多組人物的交叉出現且沒有融合好，不僅沒有增添可看性，反而降低了人物的辨識度。

王韌：我又要講為什麼説“舌尖”是一部用心用力的片子。

你説的這種交叉，天南地北、春夏秋冬、高山大川、水鄉山谷，季節的反差、地域的反差、文化的反差、外觀的反差，鏡頭就在其間大跳，這使他們每一集幾乎跑遍中國。這樣的用心用力，像我這樣的人是完全能體會的。正是靠他們走遍中國，南北東西，高原與平原，山村與水鄉，僻壤與都市，營造了敍事中的反差也就是對比。高山和高樓，偏遠的山村和繁華的都市，貧瘠和富庶的對比都很強烈，有彈力。彈力強，節奏感就明顯，轉場也舒服；這樣也使2分鐘換個場景、5分鐘換一個故事、換一個人物有了可能。這種段落間的差別也是一種對比產生力量，拉住你讓你看下去。《舌尖2》的前四集這一點做得很自覺，儘管它在敍事節奏和結構上有不盡如人意的地方。

總之，舌尖的影響力是與年輕導演們的用心用力分不開的。至於你説的人物辨識度的降低，可能是他們壓力太大，將節奏推得太快了，密不透風做到了，舒展則不夠，我想這裏有經驗問題，也可能是自信不足。

東方早報：以前我們紀實語言，或者説紀實導演使用的是什麼方法？能不能具體談談前邊説過的自覺性？

王韌：可以這樣説，到今天為止我們絕大部分導演做片子是沒有蒙太奇的。

電視裏文學敍事太少了。文學敍事有兩種，一個是解説詞的敍事，另一個是由畫面和聲音組成的視聽語言的文學敍事，背後的精神應該有文學的精神。在《舌尖1》中，賣黃饃饃的老漢的故事為什麼精彩？寥寥數筆，把食物的一個自然過程和食物的幾千年歷史交雜在一起，當中穿插了紀實，結尾告訴你，在最寒冷的冬天，老漢兩個月可以賣掉15000個饃，每個饃1元錢，刨去成本賺8000元，這就是人生。

整個黃饃饃段落有一個隱性的結構，那就是老漢賣黃饃饃的三聲叫喚。第一次是朝陽灑在老漢的臉上，生命的自豪感都有所體現。到了傍晚，老漢迎着北風，“賣黃饃饃！”陝北老漢的生存狀態令人過目不忘。這種東西在第二季裏就變成了自覺。

東方早報：電影強調電影語言，電視紀錄片為什麼那麼強調旁白？電視紀錄片到底是視聽語言重要還是文字重要？

王韌：紀錄片作為一種視聽語言，它裏面就包含着文字，文字是其中的一部分。作為畫面上的字幕出現時，它屬於視覺元素的範疇，當作為解説出現，又屬於聽覺元素的範疇。聽有聽的要求，看有看的審美。這個層面只有真正的電視手藝人才在琢磨，教授們不懂。

你説畫面和解説哪個重要，這一直是困擾中國電視從業人員的問題，畫面重要還是文字語言重要？以前還有一個問題是畫面重要還是聲音重要，大概現在也在問。

我從不問。我強調的是“得體”，講恰當好處適得其所。電視你要多快好省，它的需要量太大了，所以我們總是藉助文字語言的旁白。

今天的紀錄片解説詞有兩大問題，一是缺少文學性，二是有了點文學性便又太拽。《舌尖2》開篇，“不管是否情願，生活總在催促我們邁步向前” ，這個是押韻和柔軟的，這個是文學。但它有“拽”的嫌疑，不妨再簡潔一點，改成“生活中的我們總在向前走着”，或“總在行進着”。因為生活概念很大，虛了，生活“催促我們”還沒有直接的形象，觀眾又得繞個彎，不好。

文學有虛幻的一面，習慣了這種思維模式的都會喜歡，但這種小説式的語言習慣和文學思維，不應屬於紀錄片的範疇。這難啊，我也時常來兩下“拽”詞，給自己壯壯聲勢。接下來，它簡潔地進入主題：“人們整裝、啟程、跋涉、落腳”，短短八個字描述了人類社會活動，“停在哪裏，哪裏就會燃起灶火”，一下子“舌尖”就可出場了。

“從個體生命的遷徙到食材的運輸，從烹飪方法的改變到人生命運的流轉”，四個關係層層遞進，四個都扣着“腳步”，文字的工整和語義的周延，完全有文學性。但是後面它寫白馬出場的小説式的文字我不喜歡，應該再簡潔和白一點兒。

陳曉卿可能一直深陷在美食裏，忘了語言刪繁就簡的重要，還是沒過華麗這一關。

談批評

假使我們有健康而發達的批評，那對中國電視一定是有幫助的。批評將好的張揚出來，並能揭示出個中的道理。幫助作者，培育觀眾，是電視批評的動力所在。

東方早報：現在有人指出，白馬佔堆爬樹的鏡頭被指出爬的不是40米樹，而是2米的樹。有些觀眾始終糾結於紀錄片鏡頭是否原創、是否真實，你怎麼看？

王韌：紀錄片始終是一種商業生產，是一種藝術創作，它是一種主觀驅使下的活動。我覺得觀眾還不知道紀錄片的真實到底是什麼真實，紀錄片真實有三個層面：事實的真實，邏輯的真實和真理的真實。有這樣三個層面，你只認一種真實，對於紀錄片創作的理解可能就會狹隘。

東方早報：如果強調人物，也有作家批評《舌尖2》並沒有體現出人物的命運。

王韌：只要記錄了人物的生存狀態，就含着他的命運在裏邊。所謂的“紀錄片一定要有完整的人物命運”，這其實是從概念出發的偽命題。

所以，文藝批評，就是電視批評應該有四個必要條件。首先要知道其中的艱辛和甘苦，設身處地地瞭解了才去解讀作品，這當屬陳寅恪所説“瞭解之同情”。第二，要有自己明確健康的電視發展方向。第三，你要知道今天的電視語言的弊端、問題和發展程度。

再有，那就是能夠關心社會、關心當下、關心他人。當然，還要符合視聽語言特徵和規律，屬於自己的思考和見解。我以為這是有效、有益的電視批評的大前提。

東方早報：大家的拼命吐槽，是不是也可以理解成對片子的喜愛？

王韌：是的，我想應該肯定《舌尖2》的藝術成就。到今天為止，就視聽語言的藝術表現來説，它超過了央視以往的大片。但它存在着很多的不足，結果影響越大，觀眾的要求也越高，這個也很自然。

但是，在《舌尖2》的爭議中，可以看到一個大問題：中國電視沒有批評，只有吐槽。前四集收視率最高的是《家常》，但爭議最大，吐槽最多，甚至發展到網絡暴力。整個過程就是沒有批評的幫助。

我們現在沒有電視批評，自然也沒有電視批評的理論。網上不缺少意見，也不能説所有的吐槽都無聊，但我總以為觀眾表達任何直感都是有益的，只要你不是謾罵、攻擊和造謠，但這仍不能等同於批評。

過去文藝批評培養了像巴金、沈從文這樣的大家，像魯迅的批評就培養了蕭紅、蕭軍這樣的作家。批評家可以提高大家的理解水平，幫助導演成熟，評論家要有建設者的胸懷和態度。魯迅在晚年曾呼籲：“中國正需要做苦工的人。”不管是《舌尖1》還是《舌尖2》的導演們，他們是有苦工精神的，批評就應該從片中看到這一點，給予表彰。

而“舌尖”一片中，有些敍事不經意地顯得高了，調門高了，姿態高了，批評者可以條分縷析地講出來，幫助作者，以提高社會的整體欣賞水平。我想這當屬於魯迅那種“文明批評”的範疇。記得魯迅提倡“泥土”精神，到了晚年，還疾呼“甘為泥土的作者和譯者的奮鬥，是已經到了萬不可緩的時候了”。

在評論的時候，同時也將魯迅的這些事告訴大家，這就是迫切需要的電視批評。如果更深入一點，魯迅為什麼會提出“苦工”和“泥土”的精神，要知道，魯迅是絕望的，但他一生都在“反抗絕望”，做苦工就是魯迅反抗絕望的身體力行！今天我們其實電視批評是缺失的。多少年來為什麼沒有人做這樣的事情？和我們社會文化倫理、道德水準滑坡是同步的。大家都不需要批評，大家都害怕批評。

假使我們有健康而發達的批評，那對中國電視一定是有幫助的。批評將好的張揚出來，並能揭示出個中的道理，另一個就是有壞的説壞，但它的目的是為了幫助作者，培育觀眾。這是電視批評的動力所在。

時間(紀錄片導演)説得好，“‘舌尖’是對中國紀錄片的又一個普及，但是請不要忘記紀錄片永遠是反思的。”這是批評的又一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