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崢曬光頭照撞臉汪涵 網友稱汪涵徐崢傻傻分不清楚

12月8日，徐崢在微博曬出一張照片，照片中的男子酷似汪涵，不過卻變成了光頭。徐崢配文：“剛剛拍了一張照片。”微博發佈後，引起網友熱議：“我自認對汪涵和徐崢...

12月8日，徐崢在微博曬出一張照片，照片中的男子酷似汪涵，不過卻變成了光頭。徐崢配文：“剛剛拍了一張照片。”微博發佈後，引起網友熱議：“我自認對汪涵和徐崢還是比較熟悉的，但是，這到底是徐崢還是汪涵？”最近娛樂圈的“撞臉熱”還真是一波接一波啊，也難怪網友們“傻傻分不清楚”啊！

《泰囧》票房已破11億，12億也指日可待，更“奇蹟”的結局也不是不可能。這讓所有人忘了徐崢從前是個“只會演喜劇的光頭”，他成了新晉“戲王之王”“最成功導演”。但在巨大成績面前，徐崢只在電影上映之初放過一句狠話“讓爛片導演沒飯吃”，其他很多時候，他都謙虛得像個惴惴不安的小學生，尤其當馮小剛、成龍都從微博“發來賀電”時。徐崢説作為票房奇蹟的《泰囧》已不屬於他，而他也“不大敢在別人都説好的時候，真的就跟着高興起來”，對於“有備而來的黑馬”變成“脱韁的野馬”，業界更該反思觀眾對娛樂產品的飢渴以及多數導演長期以來對這種訴求的無視。在徐崢看來，拍喜劇從來不是件容易事，真正的幽默也需要依託現實的底色才會變得高級。在2013年第一天，重裝上陣的徐崢接受《精品》專訪，而《泰囧》也有點像《少年派》中走掉的那隻老虎，全由自己決定命運了。
“作為演員，我沒有特別好的運氣，拍了一些戲，但是一直沒有完整表達的機會。做演員其實很被動，明明看到有一些地方可以改善，但你沒有這樣的權力，因為作品還是屬於導演的。有時候拍完一個劇本不是那麼好的戲，我挺有挫敗感的。我也沒有特別紅過，類似於王寶強《士兵突擊》裏許三多那樣的角色，我沒演過，碰到好的劇本，像《無人區》，又沒上。”
我不是“演李衞的那個豬八戒”！
黃渤講過一個關於徐崢的段子：有一次去銀行取錢，工作人員很有禮貌地問：“徐先生，請問您要辦理什麼業務？”“我要取一萬塊錢。”“好的，您稍等。”咔！工作人員業務嫻熟地關閉窗口，卻忘了摁掉話筒，只聽那甜美的聲音頓時幻化成粗暴吼叫：“哎哎哎！給豬八戒拿一萬塊錢！”片刻後，該工作人員繼續微笑服務：“徐先生您好，這是您的一萬元。”坐在透明玻璃窗外目睹全程的徐崢幾乎臉都綠了。
電視劇《春光燦爛豬八戒》是大多數人認識徐崢的“窗口”，他和陶虹由此結成的姻緣也幾乎婦孺皆知。不過不少與徐崢有過接觸的記者都會發現，現實生活中的他一點也不憨態可掬，甚至談話時那種認真的表情、安靜的聲音還會讓人突然有些陌生。兩年前有人問徐崢：“聽説你最不喜歡人家管你叫‘豬八戒’？”這的確是長久以來困擾他的問題，因為這個角色讓徐崢失去了不少作為演員的機會，尤其是演一個嚴肅的或兇悍的人不被接受時，他覺得自己很失敗，不知道怎麼就變成了一個“只會演喜劇的光頭”？“尤其是後來又有人説‘這就是演李衞的那個豬八戒’，我簡直受不了了”。徐崢説。
其實在“豬八戒”走紅熒屏之前，徐崢就已經在上海話劇界小有名氣，據説當年媒體評出的上海100個時尚去處中，看徐崢的話劇就是其中之一，但那個時候，在上海之外，幾乎沒人認識這個清貧的光頭。徐崢形容當年的生活頗為“小資”，睡完懶覺起來後出去散步，到報刊亭買雜誌，給家裏添置一束花，回來放上一段音樂，看書、喝咖啡，有幾個特別喜歡聊天的朋友，導了幾部話劇，也演了好多年話劇，1998年《股票的顏色》還為他贏得第十屆白玉蘭戲劇獎最佳男主角獎。徐崢從小在上海長大，就讀的高中在上海人藝斜對面，1990年考入上海戲劇學院，至今還是上海話劇中心的演員。在一次訪談中他還深情回憶稱，話劇中心前安福路上的每個小店、超市、酒吧都是他經常出沒的地方，排戲的時候他常會提前到，就是為了能在那條樹蔭濃密、鬧中取靜的馬路上散散步。有一次談到離開上海的原因，徐崢説：“我在北京演戲後，回到上海看到很多以前單位裏的同事、同學，我發現他們的生活太舒適了，那會讓一個人失去對工作的追求和衝動。”

12月8日，徐崢在微博曬出一張照片，照片中的男子酷似汪涵，不過卻變成了光頭。徐崢配文：“剛剛拍了一張照片。”微博發佈後，引起網友熱議：“我自認對汪涵和徐崢...

真正的幽默是高級智慧

困惑來源於喜劇，徐崢的成就感也源自喜劇。經過《瘋狂的石頭》《愛情呼叫轉移》《夜·店》《人在囧途》等電影的累積發酵，徐崢的演藝版圖也擴展至大銀幕，不過那時候還沒人熱衷於為他探討什麼“成功的祕訣”，直到《泰囧》讓首執電影導筒的徐崢紅得發紫，各類關於徐崢演藝事業蒸蒸日上的回顧總結性報道才撲面而來，如“從原來的小熒屏延展到大銀幕的同時，徐崢在表演之外的才華也漸漸顯露出來，不少劇組同仁驚訝地發現，此人不僅會演戲，從服裝、燈光到劇本構思，樣樣都有着無限的潛力”，如“徐崢是大陸這些年難得一見的有商業意識並且對營銷有明確想法的導演，這種人極少”。但對當導演這件事，徐崢一直在説實話，他坦承如果做演員很順利，可能也不會“操這份兒心”。
徐崢説：“作為演員，我沒有特別好的運氣，拍了一些戲，但是一直沒有完整表達的機會。做演員其實很被動，明明看到有一些地方可以改善，但你沒有這樣的權力，因為作品還是屬於導演的。有時候拍完一個劇本不是那麼好的戲，我挺有挫敗感的。我也沒有特別紅過，類似於王寶強《士兵突擊》裏許三多那樣的角色，我沒演過，碰到好的劇本，像《無人區》，又沒上。”
不過徐崢是個特別“事兒媽”的演員倒不假，在片場他愛管閒事，總會想給出超過演員職責的意見。因為在很多主演的電視劇裏他基本上都有“90%的戲份”，天天在片場滾，怎麼拍、怎麼調度這一套他很清楚。比如拍一部戲叫《擁擠》，他就把蚊帳布蜷一起放膠水裏，展開曬乾後做在T恤上造成褶皺效果；《人在囧途》的導演葉偉民説徐崢“是個創作型演員”，2010年拍《人在囧途》時，徐崢就覺得電影構思不錯，但劇本寫得不行，葉偉民對內地又不熟悉，徐崢就代替他做了很多導演的工作。在《泰囧》發佈的製作特輯中，徐崢還講了一件對他影響頗深的事。拍片前，他找了大量電影製作花絮來看，尤其是看到大衞·芬奇和艾倫·索金拍《社交網絡》時，他們把自己跟兩個演員關在一間小屋子裏，把台詞一句一句地解釋給演員聽，“我寫這句話是什麼原因”“這句話為什麼要這樣説”，旁邊一個小DV拍着，徐崢覺得那才是“真正的藝術創作”，所以等到他給演員劇本時，比如王寶強所有的台詞，他都用專門的顏色標註，與其他演員區分開來。徐崢認為做演員最大的痛苦就是現場改劇本。
早在2004年播出的電視劇《李衞當官2》中，徐崢首度嘗試了導演的工作；在去年8月上映的電影《搞定岳父大人》裏，導演李海蜀強烈要求徐崢擔任監製一職，徐崢透露：“其實我在其他電影如《愛情呼叫轉移》《人在囧途》中也是這樣工作的，但這次是比較完整地來做這項工作。除了演戲，我在盡更大的力量做超越演員範疇的工作，包括對整個劇本的掌控、台詞的修改、現場表演的指導。喜劇的節奏比較重要，必須合轍押韻都對了，觀眾才會笑，我不想做山寨、無厘頭、惡搞的電影，而是想老老實實講故事。”
徐崢也屢次強調，在周星馳之後，喜劇已經被透支得太厲害，很多人並沒有認真拍片，所以喜劇被搞得很廉價。他曾看過某電影網站做的一個專題盤點，結論是在全世界戰勝好萊塢大片的35部本土電影中，95%都是喜劇，這也堅定了他做喜劇的信心。並且在徐崢看來，喜劇的基礎可能不一定是喜劇，它是一個故事，是一個人物，然後才去挖掘人物的特性，再加上荒誕和衝突。“就像卓別林的電影，他在演的時候，你一直在笑，但看完後又有酸澀的、悲涼的東西在心裏，因為你覺得他很可憐，喜劇就要有一點這種意思才高級。真正好的喜劇，是把所有的噱頭拿掉，依然是部人物、性格都得能立起來的好作品。”
網上還有人這樣評價徐崢的表演——“抹去趙本山的鄉土，省略陳佩斯的誇張，中和了葛優的調侃和星爺的無厘頭，他的喜劇更聰明、時尚、狡黠、斯文。”徐崢其實早就不太在意一些“歸類”，他記得剛考進上戲表演系時，身邊很多同學都是濃眉大眼、聲音條件也好，徐崢有些自卑，後來才慢慢發現是謬誤，“其實真誠的表演就是最好的表演。我看自己特別喜歡的演員，德尼羅也好，尼克爾森也好，或者周潤發、姜文、葛優，他們的表演每到精彩之處我都會笑，但我並不認為他們在演喜劇，而是當你需要幽默時，你得具備比別人更高的智慧，你才能幽默。為什麼你會心地笑了？因為你覺得他比你正常的見識更高一層。”
這世界太瘋狂了，隨時會倒向失衡的一個方向，而平衡只能靠自己把握。在所有條件都不利於你時，需要找到可以堅持到底的力量。我一直這樣做，好像也跟教育有關。我膽子比較小，不大敢在別人都説好的時候，真的就跟着高興起來，那樣我會沒有安全感。”

12月8日，徐崢在微博曬出一張照片，照片中的男子酷似汪涵，不過卻變成了光頭。徐崢配文：“剛剛拍了一張照片。”微博發佈後，引起網友熱議：“我自認對汪涵和徐崢...

不想因一部電影變得跟家人的距離越來越遠

跟徐崢合作過的人都説他聰明，不僅是演戲，還有做人。《夜·店》是80後導演楊慶的第一部電影作品，據説在此之前，他不過是導演身邊的小助理，正是徐崢的推薦，楊慶才找到了既肯掏錢投資又賞識自己的老闆。不過聽到“提攜新人”之説時，徐崢卻連忙躲閃：“別介，我又不是劉德華，談不上提攜，就是牽個線、搭個橋，我也沒什麼權勢，反正就把能拉得來的關係都用上，能推薦就推薦一下。你們都説我提攜新人，但我挺沾光的，就像當年我客串甯浩第一部片子《瘋狂的石頭》，也沒想到電影會火成那個樣子。結果到第二部、第三部，我們變成朋友，我也有了很多機會。”
《泰囧》當初拉來投資的故事也被許多媒體報道過。“在一年多以前的某天，徐崢在光線傳媒老總王長田的辦公室裏手舞足蹈地給他講故事，時而站起，時而坐着，扮演所有人的角色給面前的金主看。憑藉這些年演舞台劇的經驗，他最擅長的就是跟觀眾直接溝通。沒有劇本，一個字兒都沒有。”而這一幕此前已經發生過很多次，在不同的地點、不同的金主面前。
事實上，在合作過的同行身上，徐崢都能偷師一二。比如喜歡用知識武裝自己的甯浩，徐崢對他的評價是：“甯浩是一個理論先行、非常嚴謹的學術型導演，他的學術不只是停留在理論階段，還有很多實踐，我老説他像一個廠長，讓我當導演時知道怎麼把自己打造成生產主人，怎麼一步步去規劃和推動製作。”對在《春嬌與志明》中有過合作的彭浩翔，徐崢説：“他的閲讀量非常大，雖然外表鬼馬，但他實際上非常細膩，觀察力和想象力驚人，看他的書就知道他很會捕捉生活細節。”“不過他們倆都是處女座，會自我糾結，要求團隊達到他們的要求，而我是衝動型的白羊座，會很快、很靈活，他們讓我知道怎麼去規整團隊、統籌安排，而這兩項是影響電影質量非常重要的因素。對我來説，藝術創作更多地表現在創作劇本上，當一個團隊到異國他鄉開拍時，就是到現場拿活兒，現場太亂，唯有跟演員的合作還能挖掘，其他的只能去判斷行還是不行。”徐崢説自己總是會在生活中不知不覺地去“尋找一些老師”，他在大學裏就有一個好朋友，書讀得很多，兩人常常聊藝術、戲劇和詩歌；工作後，也總有一些“老大哥”讓徐崢覺得“你看書永遠趕不上他們”，那最簡單的辦法就是“直接跟他們交上朋友”，獲取的閲歷和知識雖是二手的，卻已被消化和總結過。
在出演話劇《最後一個情聖》時，陶虹爆料，徐崢在家最喜歡做的事情就是買一大堆碟回來看，他有個癖好，喜歡睡覺睡到半夜爬起來看碟。徐崢最喜歡的電影是羅伯特·德尼羅的喜劇片《午夜狂奔》，“它所有的一切我都喜歡，尤其是情懷”，他在電影宣傳時也提到，“《泰囧》更像是中國版的《午夜狂奔》＋《第八日》”。
在徐崢內心深處，《泰囧》其實包含了很大的題目，就是人該怎樣活在世界上才是對的——徐朗，一個代表性的社會人物，要獲取事業上的成功和利益最大化；王寶卻是一個新時代的吊絲，他是幸福指數很高的人。當一個事業狂碰上一名吊絲，在旅途中囧到不堪，但內心的風景卻越來越好，徐崢是想傳達一個“境由心生”的感覺。但遺憾的是，很少有觀眾看出這層意思，所以他下部戲仍有努力的目標。
《泰囧》的故事源自徐崢的真實感受，他説：“我看到很多生活在北京的人，這個城市這麼堵，還有那麼多人去上班、去拼搏，他們在拼什麼？這其實對現在的中國來説挺重要的。我覺得只要一踏入北京，從機場高速坐車往城裏去時，好像就有一股無形的力量在推着你，你要馬上變成一個通訊錄，你要看日程表，你要給這個人打電話，你要去做那件事……但生命中到底什麼東西是更重要的？”在《泰囧》裏，徐崢並未給出標準答案，“我不過是讓他倆走一路，你一路笑，笑完以後，能感覺到像心靈雞湯那樣的東西就可以了。”
2010年在出演話劇《資本·論》時，有記者問徐崢從這部戲裏得到了什麼，他答道，人應該在精神上有更多追求，而不是物質和慾望，在物質不發達的時代，人們更善於傾聽自己的聲音。徐崢説他有個大學同學，用幾年的時間把公司做上市，天天飛、倒時差，等到成功那天他卻説“有一種被掏空了的感覺”“覺得自己一無所有”；還有一個給徐崢做金融講座的老師，在金融海嘯時，丈夫跟她提出離婚，萬念俱灰的她用兩年的時間跟丈夫打官司，最後搶到女兒的撫養權。“她是一個高材生，那麼優秀，所有在華爾街上班的人都是最優秀、最聰明、最有頭腦、最能夠賺錢的，但為什麼最需要的還是生活的本質？”當排練完《資本·論》，徐崢看自己外公的生活也頗多感慨，那年老人家96歲，一輩子專注於畫畫，卻從來不把作品捲入市場，從不進入世俗的遊戲規則，他始終有系統的生活方式……
不過當記者最後問徐崢的幸福指數有多高時，他卻岔開了話題，説“我的幸福指數不重要，但我能拍想拍的電影，這幸福指數就已經很高了，拍電影對我來説並不僅僅是工作，也是我的一種生活”，徐崢坦言並未將自己的生活經營得很好，他希望今後能多抽出些時間陪家人，“不要因為一部電影變得跟他們的距離越來越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