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巖鬆採訪《幸福了嗎？》 談到自己並不幸福

白巖鬆是一個正直的新聞人，他曾經説過“我已經進入了得罪人的時代”。新聞媒體作為輿論監督最直接的方式，需要的不是粉飾太平，需要的也不是極端抨擊。

白巖鬆是一個正直的新聞人，他曾説“我已經進入了得罪人的時代”。新聞媒體作為輿論監督最直接的方式，需要的不是粉飾太平，需要的也不是極端抨擊。它需要的是一個客觀的報道者，新聞即歷史。白巖鬆的書，在講他自己的十年，也在講這個社會的十年。未來是一個要把幸福軟目標，當成目標的時代。記者：《幸福了嗎？》的創作初衷是什麼？真如封面上那20個字所概括的嗎？白巖鬆：創作的初衷在序言中已經介紹的很清楚了，不僅僅是個人的問題，如果是個人的問題的話，我人到中年，四十奔五十，那麼這是人一生當中幸福指數最低的時候，我可能會對幸福格外的有感觸。但是更重要的還是我作為一個新聞人，在看到中國現在什麼都有了，除了幸福。那就是因為中國經過三十年的改革累積了巨大的物質基礎，我們曾經以為物質達到了一定的基礎之後就會幸福，但是當我們都GDP世界第二了之後發現，並不是這樣。所以我們需要重新去審視我們所走的道路，這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個時代現在所面臨的問題。你沒覺得這一年談幸福比以前更多了嗎？總理在談；廣東提出了“幸福廣東”的建設；重慶提出來了；北京提出來了；今年開學第一課也是“幸福”。我覺得未來三十年的中國改革，是一個要把“幸福”軟目標，當成目標的時代了，過去三十年是把硬目標GDP當目標的時代，所以都會發生這個變化，一個媒體人應該提前看到並且表達出來。我覺得這本書就是我的一個看到和表達，更何況是一個問號，就是説我也沒有輕信答案。

白巖鬆是一個正直的新聞人，他曾經説過“我已經進入了得罪人的時代”。新聞媒體作為輿論監督最直接的方式，需要的不是粉飾太平，需要的也不是極端抨擊。

記者：今天您覺得幸福嗎？此時此刻您幸福了嗎？白巖鬆：其實今天我完全談不上幸福，因為早上五點起牀，坐動車去石家莊，從石家莊趕過來，晚上還要趕回去，明天還有節目，這個過程註定是痛苦的。所以拿第一本説比較靠譜，第一本書叫《痛並快樂着》。這個過程是痛苦的，但將來回憶的時候會是快樂的。更重要的是很多事人不能因為自己幸福、快樂才去做，因為這是開學，而且是讀書的活動，所以得去。剛才河北的讀書節目説：“你能不能倡導一下讀書的意義”，我説，我從不倡導讀書的意義。為什麼，你見過任何人倡導吃飯的意義嗎？我們不會去倡導吃飯的意義，因此我們也不會去倡導讀書的意義。因為它本來就應該是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所以願意去承受這個過程的痛，希望大家快樂，而我在一會兒回家的路上就會開始感覺到快樂。

白巖鬆是一個正直的新聞人，他曾經説過“我已經進入了得罪人的時代”。新聞媒體作為輿論監督最直接的方式，需要的不是粉飾太平，需要的也不是極端抨擊。

記者：您是第一次來保定這個城市嗎？對於我們這個城市人民如何幸福能不能提一下自己的建議。白巖鬆：當然不是。我不會給你提具體的建議。但我可以告訴你，我曾經多次推薦我的同事去保定的菜館吃飯。我們有一次去涉縣義演，去的路上中間停在那吃的，第二天演完因為大家頭天都沒吃過癮，所以怎麼留都不在那吃飯，堅決要回來。回來的路上，大家又停在那自費吃了一頓飯。所以飲食就是一種快樂。當然對於保定這座城市來説不會只是飲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