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久良：“垃圾圍城”的發現者

近年來，一個漂在北京，名叫王久良的年輕攝影師，憑藉系列攝影作品《垃圾圍城》以及同名紀錄片，聲名鵲起，甚至因為這些作品吸引了一位中央領導人的注意，並作了很長的批示……不久之後，北京市周邊的垃圾場就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整治。從2008年10月以來，王久良用四處籌措的費用，幾乎走遍了北京周邊的四五百座垃圾場(主要分佈在北京的五環和六環附近)，拍攝了近5000多張照片。

近年來，一個漂在北京，名叫王久良的年輕攝影師，憑藉系列攝影作品《垃圾圍城》以及同名紀錄片，聲名鵲起，甚至因為這些作品吸引了一位中央領導人的注意，並作了很長的批示……不久之後，北京市周邊的垃圾場就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整治。 為此，有媒體報道稱，“作為影像參與社會變革的實驗範本，《垃圾圍城》顯示了藝術之外的現實意義。”

“萬里長征”追垃圾

王久良，男，山東安丘人。1976年出生的他，在上大學之前，就是一個執着的攝影愛好者。1994年，還在讀高中時，王久良就開始研習攝影。1997年，高中畢業一年後，他在濟南建立了自己的攝影工作室，期間歷經生活的艱辛和坎坷。

為了繼續學習攝影，他先後3次考入大學，並兩次因為對師資和學校的管理不是很滿意，從大學退學，直到2003年，26歲的他考入中國傳媒大學影視藝術學院學習攝影專業。4年後，王久良大學畢業，作為科班出身的自由攝影師，一直北漂至今。

説起“垃圾圍城”系列攝影作品的拍攝緣起，時間要回溯到2008年。那時，王久良剛從中國傳媒大學畢業不久，正在拍攝《鬼神信仰》系列攝影作品的他，為了尋找純淨的自然環境，回到老家山東安丘。

然而，在老家拍攝的日子裏，王久良的目光逐漸移位，開始聚焦到田間地頭無處不在的裝農藥的塑料袋。原來裝農藥是用棕色瓶子裝，一個瓶子可以用一年，現在每使用一次都會產生一個塑料袋，王久良便開始了反思，“是繼續關注虛無縹緲的藝術世界，還是關注現實？”

2008年9月，平遙國際攝影節期間，王久良見到了國內知名策展人鮑昆，把自己有關垃圾題材的詳細拍攝方案和計劃拿來與之交流，並最終獲得了鮑昆的認可和資金支持。

回到北京後，王久良着手關注北京的垃圾場，“最開始想的並不是拍《垃圾圍城》，最想拍的是垃圾背後本質的問題。”不過，隨着進程的深入，他發現這個垃圾場本身是有故事在裏面的。垃圾場在哪？有多大規模？垃圾從哪來？它對周邊產生了怎樣的影響？與周邊自然、人文環境發生怎樣的聯繫？

作為普通的攝影師，王久良自然無法從相關單位得到詳實的數據和信息，於是他用了一個最笨的辦法——騎着摩托車追蹤垃圾車。

多年以來，王久良一直租住在北京東五環外一個喧鬧的小區。這一年的10月，他開始從所住小區的垃圾箱出發，跟着垃圾車，一路追蹤至北京郊外的垃圾傾倒場。他用最笨、最原始的方法把北京近郊的垃圾場找到，然後，一一標註，統計。

從2008年10月以來，王久良用四處籌措的費用，幾乎走遍了北京周邊的四五百座垃圾場(主要分佈在北京的五環和六環附近)，拍攝了近5000多張照片。

這些垃圾場往往都有上萬平方米的規模，王久良嘗試將這些垃圾場的具體位置用黃色的點，在地圖上做出標記，竟然發現整個北京城已被這些點包圍。於是，王久良給他的系列攝影作品命名為“垃圾圍城”。

“北京周邊的數圈，從五環到六環，從零下13度到零上30度。到現在，曲曲折折的一共跑了一萬四千多公里，這也算是趕上長征了。”王久良説，“垃圾處理屬於市政項目，而市政項目於情於理，都應該向老百姓公開的，至少我認為是這樣。但我們的垃圾到底在哪裏？北京交通圖上是沒有一座垃圾場的，那地方都是空着，沒有任何標註。”

如今，這項標註工程，王久良顯然已經做到了。

“引來百億投資治垃圾”

2009年12月，王久良用其中17張圖片，在廣東連州舉辦的國際攝影家年展上，獲得了年度傑出藝術家金獎。他成了“著名垃圾攝影師”。

不過，對於這次獲獎，王久良謙虛地説，“我僅僅是代表很多人來領獎。”他説，“我只是一個執行人，無數有良知的人，幫助我實施了這個和我們所有人都有關的拍攝計劃。”

事實上，不僅如此。作品拍攝完成，並非一勞永逸。隨後，越來越多的媒體加以報道，為《垃圾圍城》系列作品的傳播，引起社會關注，打開了綠燈。特別是2010年2月，新華社跟進做了深入報道，一位中央領導人看後作了很長的批示。很快，4月份北京市政府就明確出台文件，要投入100個億對北京周邊近1000個垃圾場進行治理。

期間，2010年3月，北京市市政管委約見王久良。然而，在正式談話之前，雙方就王久良是否可以用DV記錄整個過程出現了分歧。王久良認為，自己是一個記錄者，北京市市政管委對這件事的看法和態度，是自己所需要的。另外，王久良覺得，為避免外界認為他在這裏做出妥協，得留個資料。結果，你來我往兩個小時，還是不歡而散。

“他們很敏感，我也很鬱悶。我是作為一個民間力量來給你們的工作提供協助，結果你們臉上不好看。別人揭我的短，我肯定也不好看，但是如果大家正視這個問題的話，本來是可以把壞事變好事的。”王久良説起這段經歷，無奈中夾着些許憤懣與不解。

但是，北京市政府畢竟已經下文，在未來5至7年內治理完所有非正規垃圾填埋場，在2015年前，將直接投資100億元，用於新改建垃圾處理設施40餘座。

2010年6月至7月，王久良的《垃圾圍城》全部攝影作品以及同名紀錄片順利移師北京宋莊美術館。時任北京市政協主席陽安江率70多名政協委員參觀了展覽，要求下發作品畫冊至各區委。

2011年4月3日，在當代MOMA百老匯電影中心，紀錄片《垃圾圍城》吸引了很多觀眾。原本計劃只有七八十人的場子來了近300人，最後連嘉賓慄憲庭都沒能進去。

為了配合2011年6月5日“國際環保日”的宣傳活動，國家環保部直屬部門也曾和王久良商討《垃圾圍城》的全國巡展。

6月中下旬的一個上午，記者見到王久良時，他剛剛熬夜醒來。如果不是跟記者有約在先，他可能“早晨從中午開始”。

王久良對記者表示，《垃圾圍城》系列作品的拍攝部分和垃圾場的回訪工作差不多結束了，他正在忙着跟國內外一些機構聯繫，期望自己的影像作品得到更為廣泛的傳播。

此前，王久良曾對媒體表示，“拍攝垃圾場，重要的不是藝術，我希望是提供證據性的圖片，在一個經濟高速發展的社會，我們到底留給後人的是什麼，我希望我的照片是一個例證。如果你做這個事情，沒有收到積極的作用，只是到市場上賣個價錢，或者被一幫攝影評論家評頭論足，那等於沒做。”

而今，王久良不計個人名利得失，甚至考慮放棄版權，歡迎任何形式的傳播，他希望讓更多的人看到包圍我們的垃圾場。

“剛開始拍攝這個作品的時候，就意識到這是一個社會問題，藝術不重要，要先把問題解決了，我們的基本目標就是解決垃圾場的問題。”王久良很欣慰地對記者説，就垃圾場的回訪情況來看，大部分的垃圾場問題都得到了有效的清理，還有小部分沒有清理，這部分主要是集中在北京市通州區。

“都在索取時，誰做社會事？”

王久良是一個特立獨行的人。短短兩個小時的採訪過程中，記者直覺認為他是一個理想主義者。“我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理想主義者，我一直在堅定地為自己的理想前行，一直堅持到目前都沒有改變。”王久良很是認同記者對他的這個評論，坦言要“做一個獨立的觀察者，用攝影和紀錄片呈現個人的看法。”

然而，王久良的《垃圾圍城》全部攝影作品和同名紀錄片，至今並沒有給他帶來更多物質上的豐裕。兩年多堅持下來，他甚至為此有好幾萬的外債沒有還清。“拍攝《垃圾圍城》投入了近30萬，至今還有外債沒有還。”不過，王久良就此表示，“從沒有指望《垃圾圍城》來賺錢。”

兩年多來，王久良的《垃圾圍城》攝影作品，由於拍攝題材的限制，很難進入商業市場，更難以進入畫廊進行銷售，他只能依靠過去作品的收入、朋友和藝術機構的資助以及部分獲獎作品的獎金完成《垃圾圍城》和同名紀錄片的攝製。

“2008年拍攝時，只有投入。靠的只是鮑昆和慄憲庭兩位老師提供的有限的資助。”王久良説，“主要還是這件事情本身吸引着自己，認同它的價值，知道自己所做的事情有價值。”

“主要是想呈現出一個事實，其次就是靠理想在支持，覺得這個事情有意思。”王久良強調説，“在拍攝中有個人的收穫，也很快樂。2010年後得到了法國的基金支持，資助我完成這個項目；國內的一個文化公司也投資了一部分錢，用於剪輯和宣傳，之後在第六屆宋莊文化藝術節上也獲得了獎金。”

儘管如此，紀錄片《垃圾圍城》的畫面還是由東拼西湊來的索尼、松下、佳能3台攝影機先後分段攝製才最終完成的。因為沒錢，沒機器，王久良的拍攝進度一度停拍三個月，連吃飯都困難。

雖然，有些單位也曾給王久良提供了攝影記者的職位，“機會挺好的，比較吸引我，但是自己更喜歡自由工作的環境，不想自己的價值觀被束縛。”王久良認為，“過多的關注商業的攝影，自己的理想和眼光會有所偏離。”

攝影科班出身的王久良，曾經也給時尚雜誌拍片，精心布燈，耐心後期；也曾因為個人興趣，做過一段時間的觀念攝影，主題就是中國傳統文化裏的鬼神信仰。(前文所提《鬼神信仰》攝影即此)

“每個人都在努力為自己索取，無暇顧及其他的事，但是大家都在索取的時候，關乎社會利益的事誰來做？總是要有人去做一些事情。”王久良對記者如是説，也腳踏實地的這樣做了。

“首先我是一個犧牲者，而且我認為這麼大的國家是需要犧牲精神的。如果我掛靠在某個國家單位，我可以衣食無憂，但會有很多侷限。於是我首先犧牲掉這一切。我要麼衣食無憂，要麼我有這把鋒利的刀子，現在我選了這把鋒利的刀子。”王久良始終認為，藝術家，攝影師不是流離於社會之外的，攝影在推動社會發展中，有自身的作用。(趙志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