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歌苓不敢寫當代 曝新作已賣張藝謀

嚴歌苓成為電視劇編劇純屬偶然，當時只是為了幫朋友改本子，沒想到從此一發不可收拾。”　　在美國是編劇工會的成員，在中國也是知名編劇，嚴歌苓覺得中國編劇和美國編劇相比境況並不算很差。

蔣雯麗在《娘要嫁人》中詮釋了一個勇敢追求愛情的女性。

嚴歌苓成為電視劇編劇純屬偶然，當時只是為了幫朋友改本子，沒想到從此一發不可收拾。

早報記者 蔡曉瑋

由蔣雯麗主演的電視劇《娘要嫁人》正在東方衞視熱播，劇中美麗多情的寡婦、三子之母齊之芳身邊圍繞着形形色色的男子，而他們之間的感情又遭受着時代之手的捉弄，牽動人心。昨日，該劇編劇、作家嚴歌苓現身滬上，從《娘要嫁人》一劇談開去，分享了自己這些年在影視劇領域的經歷和對現今影視劇創作的觀點。

一氣呵成寫《娘要嫁人》

嚴歌苓説，自己是一個不善於拒絕朋友的人。開始寫電視劇的緣由，也是因為有一個相熟的演員朋友拿來一個電視劇本子希望她改一改，結果她發現差得完全沒法改，於是她答應給朋友重新寫一個，自此就停不下來了。

《娘要嫁人》幾乎是一氣呵成的作品，“我寫電視劇本沒有大綱、分集大綱，就是想好一個開頭就往下寫，只寫一稿。”嚴歌苓説。而她想好的那個開頭那個出發點就是寫一個帶着三個孩子的母親怎麼把自己嫁出去，“如果她不嫁人，她怎麼能活下去；但如果她要嫁人，誰又會要她”。嚴歌苓描述自己創作劇本的狀態是“坐在那裏寫了前一句就知道後一句怎麼寫，和寫長篇一樣，大致第一句有了，後面結局就有了，細節記在本子上，然後加進去就可以了。”

然而電視劇終究還是和小説不一樣。同樣是寫寡婦，嚴歌苓的小説《第九個寡婦》裏的人物王葡萄的形象就更加尖鋭，“《娘要嫁人》好一些，因為電視劇的受眾廣，家裏有老人孩子看，所以更偏向通俗，和《第九個寡婦》的歷史厚重感不一樣。”

但即便如此，齊之芳這個人物放在現今的電視劇中仍然是特別的，她美麗、多情，同時又勤勞、自尊、母性。“在劇中，大毛(齊之芳的大兒子)有一句非常殘酷的台詞，‘你們作為父親母親了還有什麼資格談愛情，愛情已經是我們的事了’。有很多孩子跟他一樣，覺得自己父母有情感需求是件很羞恥的事情。但是我認為，女人的一生就是為了給自己相愛的人，而不應該為了任何其他的目的去嫁人。”嚴歌苓説，“我就是想告訴人們，對於父母的感情要尊重，他們不是有了家庭孩子然後失去另一半之後就不可以再追求自己的感情了。作為孩子在任何一個國家都比父母自私，這也是我個人年紀大了之後體會到的一個問題。”

不敢寫當代

在《娘要嫁人》中，故事到1990年代戛然而止。在嚴歌苓的其他小説和影視作品中，也都是以年代戲為主，涉及當代、當下生活的並不多。對此，嚴歌苓坦承是因為“膽怯”，“我1989年左右出國，現在回來後，看到的中國大陸的生活和10年前完全不同。”她透露，自己曾經想寫一個以當代高中生為主題的故事，但卻一再擱筆，因為對這一段生活不了解，即便下生活去考察也跟不上時代的節奏，“前幾年感受的和今年感受的也差別很大，大學聯考的緊迫感危機感也不一樣了”。“沒有一個社會像中國現在這樣變遷大，剛想下筆，又出來了新的變遷。另一方面，我自己也有顧慮，因為我一直認為沒有距離的時候不能審美，一個時間放在比較長的歷史裏面，才容易看得全面，不會當局者迷。”嚴歌苓説。

幾乎嚴歌苓的每一本小説，都會成為影視改編追逐的目標，從電影《少女小漁》、《天浴》到《金陵十三釵》，從電視劇《小姨多鶴》到《鐵梨花》等等。嚴歌苓表示，“現在整個世界都是新媒體、微電影、手機小説，這是不可抗拒的。我非常希望影視的觀眾會變成小説的讀者，這未嘗不是一個推廣純文學的路子。”

在從小説到影視劇的改編過程中，嚴歌苓表示有很多感到驚訝的地方，但沒有特別難過的遺憾，因為導演不做取捨是不可能的。“舉個例子，《英國病人》的電影和小説就完全不同。電影只是選取了小説的一個很小的戲劇核，小説更深遠，但是電影也很成功，兩者是可以同時存在的。”嚴歌苓説。但是，也有讓她非常憤怒的情況發生。描寫在二戰時流落中國的日本孤女多鶴最終融入中國家庭生活的電視劇《小姨多鶴》在上星播出時，多鶴的身份被改成了中國人，這讓嚴歌苓覺得很不能理解：“中國人在受創傷之後還會同情敵國的孩子，這正是中國人反戰的表現。我不知道為什麼有人反對，難道他們連真實經歷過戰爭傷痛的當地人民都不如嗎？當地人民被真正地燒殺掠奪過，他們都能包容。很多審查的人低估了中國人民的感情的厚度和中國觀眾的接受度。”

張藝謀買了《陸犯焉識》

生活在美國，寫着中國的故事，嚴歌苓樂於享受自己這樣的旁觀者身份，“這對我的寫作有很好的影響。在國內是外國回來的中國作家，不是作家主流；在美國也是外族作家，我喜歡這個身份。在邊緣生活會有比較冷靜的觀察角度。”

在美國是編劇工會的成員，在中國也是知名編劇，嚴歌苓覺得中國編劇和美國編劇相比境況並不算很差。“中國編劇稿酬很高，像我在中國比在好萊塢拿得多多了，我還是很知足的人，不會抱怨特別多，只想用我最大努力幫助導演實現一部電影的藝術構想，只要不佔用我寫小説時間就行。據我瞭解，在好萊塢，只要是編劇工會的成員，寫一部電影的最低價格不能少於八九萬美元，這在國內遠遠不止了。我和張藝謀也説，其實他花的價格可以請到很好的好萊塢編劇。所以我國的編劇從經濟上來説應該是沒什麼可以抱怨的。”嚴歌苓建議國內的編劇們，“不要老盯着錢，錢拿得多不值得羨慕，活幹得好才值得羨慕。”

曾經，嚴歌苓放言不想再寫電影劇本，因為國內電影界總是瞄準奧斯卡，將奧斯卡當作目標，“大家都在爭奧斯卡，這很鬧心。我覺得我行我素反而容易得到關注，而藝術目的一旦不純，藝術肯定不好。”她坦言轉戰電視劇雖然很累，但和電影界相比，電視劇的創作相對單純，而且台詞能夠得到更大程度的保留。但同時，她也透露，自己的最新小説《陸犯焉識》的電影改編權已經賣給了張藝謀，“這部小説是‘抗拍’型的，裏面有很多政治運動在裏面，我覺得很尖鋭，小説很厚重很大，電影肯定是節選的，我最不想刪的應該是男女主人公的感情。”據悉，因為張藝謀手中同時會有若干項目在進行中，具體的改編進程還未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