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魏徵的故事及傳説 關於魏徵的故事及傳説有什麼

1、魏徵（580年－643年），字玄成。漢族，唐鉅鹿人（今河北邢台市鉅鹿縣人，又説河北晉州市或河北館陶市）人，唐朝政治家。曾任諫議大夫、左光祿大夫，封鄭國公，以直諫敢言著稱，是中國史上最負盛名的諫臣。

2、魏徵備經喪亂，仕途坎坷，閲歷豐富，因而也造就了他的經國治世之才，他對社會問題有着敏鋭的洞察力，而且為人耿直不阿，遇事無所屈撓，深為精勤於治的唐太宗所器重。太宗屢次引魏徵進入卧室，“訪以得失”，魏徵也“喜逢知己之主，思竭其用，知無不言”，對於朝政得失，頻頻上諫。唐太宗曾褒獎他説：“卿所陳諫，前後二百餘事，非卿至誠奉國，何能若是？”不久，遷任尚書左丞。貞觀三年（629年）即以祕書監參知國政，進封鄭國公。魏徵的直言極諫是著名的，當時以“識鑑精通”而聞名的宰相王珪曾高度評價他説：“每以諫諍為心，恥君不及堯、舜，臣不如魏徵。”據《貞觀政要》記載統計，魏徵向太宗面陳諫議有五十次，呈送太宗的奏疏十一件，一生的諫諍多達“數十餘萬言”。其次數之多，言辭之激切，態度之堅定，都是其他大臣所難以倫比的。

3、魏徵的諫諍涉及面很廣，朝廷軍國大事的失誤自然是他上諫的主要內容。為了醫治隋末戰亂的創傷，他規諫太宗要與民休養生息，一改隋煬帝奢靡之風，反對營造宮室台榭和對外窮兵黷武；為了社會的安定，他規諫太宗要廢除隋的嚴刑峻法，代之以寬平的刑律；為了政治清明，他規諫太宗用人要“才行俱兼”，對官吏中的貪贓枉法之徒要嚴懲不貸。在刑賞問題上，他認為刑賞之本在於勸善懲惡，在王法面前，“貴賤親疏”一律對待；在君主的思想作風上，他規諫太宗要兼聽廣納，認為“兼聽則明，偏信則闇”，以防止貴臣壅蔽，下情不得上達。他規諫太宗要以“亡隋為戒”，接受歷史教訓，居安思危，力戒驕奢淫逸。對這些有關國家治亂、社稷存亡的大問題，魏徵在上諫時一向是堅持原則，據理力爭，對唐太宗的失誤批評也是尖鋭的。

4、他提倡上書言辭激切，無所顧忌。貞觀八年（634），陝縣丞皇甫德參上書説：“修洛陽宮，勞人；收地租，厚斂。”太宗看後大怒，要給他定以訕謗之罪。魏徵馬上勸諫説，昔日賈誼給漢文帝上疏説：“可為痛哭者三，可為太息者五。”自古上書，都是言辭激切，不這樣就不能引起皇帝的警覺，激切並不是訕謗。太宗聽後有所悔悟説：“朕初責此人，若責之，則誰敢言之。”魏徵對唐太宗常常是面折廷諍，有時弄得他面紅耳赤，甚至下不了台。一次罷朝後，太宗曾餘怒未息地説：“會須殺此田舍翁。”又説魏徵“每廷辱我”。不難看出，魏徵的犯顏直諫，往往是一針見血，甚至到了太宗難以忍受的程度。

5、除了軍國大事外，魏徵對太宗其他一些不合義理的做法也提出善意的批評。貞觀六年（632）八月，長樂公主下嫁，太宗以公主是長孫皇后所生，敕令資粧要倍於永嘉長公主。魏徵上諫，以為長公主尊於公主，公主之禮不應超過長公主。長孫皇后聽到此事後，十分欽佩魏徵的剛直敢諫，頗有感觸地對太宗説：“嘗聞陛下重魏徵，殊未知其故。今聞其諫，實乃能以義制主之情，可謂正直社稷之臣矣。妾與陛下結髮為夫婦，曲蒙禮待，情義深重，每言必候顏色，尚不敢輕犯威嚴，況在臣下，情疏禮隔，故韓非為之《説難》，東方稱其不易，良有以也。”之後，便親自去魏徵家，賜帛五百匹。魏徵的直言極諫，甚至説出了連長孫皇后也不敢輕易説出的話。

6、儘管太宗對魏徵的尖鋭批評一時難以接受，但他畢竟認識到魏徵是忠心奉國，有利於國家長治久安，對他的犯顏直諫曾感歎説：“人言魏徵舉動疏慢，我但覺嫵媚，適為此耳。”當然，唐太宗的開明政治是魏徵屢次極言直諫的重要原因，因此他回答説：“陛下導之使言，臣所以敢諫，若陛下不受臣諫，豈敢數犯龍鱗？”這一番話也並不只是謙遜之辭。

7、魏徵對朝政失誤的批評，對貞觀政治糾謬補缺，多所裨益。太宗已感到自己不可一日離開他。太宗曾把魏徵比作良匠，自己比作金子，金子原在礦石裏，它之所以稱貴，是由“良冶鍛而為器，便為人所寶”。史家高度評價魏徵説：“臣嘗閲《魏公故事》，與文皇討論政術，往復應對，凡數十萬言。其匡過弼違，能近取譬，博約連類，皆前代諍臣之不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