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冬野圖片最近摘選 他能紅絕不是偶然

有不少人會覺得宋冬野特別走運，比如他想出專輯，就有摩登天空這樣的公司找他簽約，還把《安和橋》做成了摩登史上最貴的唱片；比如他不温不火的時候，剛好有湖南台...

有不少人會覺得宋冬野特別走運，比如他想出專輯，就有摩登天空這樣的公司找他簽約，還把《安和橋》做成了摩登史上最貴的唱片；比如他不温不火的時候，剛好有湖南台的選秀節目推了他一把。但很少人知道，他第一次的演出機會是自己花二十塊錢買來的。

記者_李純北京報道攝影_劉浚
成名前後的宋冬野都有些愛哭。最近一次流眼淚，是前幾天。有人在微博上@他看一篇歌手許巍的採訪，許巍是宋冬野稱之為“照耀自己的明燈式的人物”。採訪中，別人問，許巍現在聽什麼歌。許巍回答：我聽宋冬野，他的歌特別棒。宋冬野把文章截圖，發給曾經一起彈吉他寫歌的鐵哥們看，倆人打電話，特感慨，“大哭”。
再往前一點，幾個月前，公司讓宋冬野配合今年的劇場巡演上北京一個電台節目做宣傳。主持人拿着一張紙讓他照着念：“大家好，我是宋冬野，歡迎收聽FM***，不見不散”之類的，他念了半句以後，突然哭了，在播音室坐了一個小時什麼都説不出來，周圍人被他“嚇壞了”。
提起這件事，宋冬野挺不好意思地向《南都週刊》記者解釋：“當時身體難受負面情緒又大。每天説了好多一樣的話，把能看到的問題説了無數遍。”
在此之前，宋冬野其實更多的時候是被好音樂感染到哭。
那會兒，宋冬野剛上大一，他記得倍兒清楚。2006年，中關村圖書大廈一樓的音像店有一塊賣唱片的，他溜了一圈，看到一張封面和形狀做得“挺藝術挺抽象”的唱片——一個留着頭髮的中年男人彈着琴閉着眼睛唱歌，身體前面點綴了很多花哨的圖案，形狀是長方形。“很少有唱片做成長方形，看到這個好像不太一樣，你看他的封面就知道他想表達什麼，就是一個很隱蔽地把自己藏起來的感覺。再看看發行公司，十三月，挺冷門的，就買了。”
隨後，他用隨身帶着的便攜式CD機，坐在中關村的廣場上，開始聽第一首，《陀螺》，宋冬野形容自己“瘋了”，淚流滿面。那首歌他連聽了7個小時，從下午4點半一直循環到晚上11點半。“我當時覺得這個人一定經歷了很多特牛逼的事情，那個平淡又讓你渾身起雞皮疙瘩的感覺特別棒。”
有時候你可能會覺得這種意義是不是某種程度上有點誇大了，但宋冬野毫不掩飾那個在唱片封面上閉着眼睛彈琴的中年男人萬曉利對於自己的意義，“因為萬曉利我才走進獨立音樂的門，聽了他的東西我才知道有這些人的存在。”今年全國巡演的開場曲，宋冬野定了《陀螺》。
不光是萬曉利，宋冬野對音樂有種極端的敏感。《安和橋》混音的時候，專輯製作人韋偉讓他先別去他們先混，當宋冬野第一次在樓道里聽見馬頭琴的聲音在《安和橋》出現的時候，他激動地哭了，衝進棚裏朝製作人和錄音室大喊：“就要這個！就要這個！”而當宋冬野聽到《莉莉安》前奏中悠揚的絃樂聲，韋偉回憶：“胖子都哭了。”
“請把我那豬蹄兒拿過來”
韋偉第一次見到宋冬野覺得他不像是玩音樂的，像個廚子：“那會兒他比現在還胖，200多斤啊。”
沒見宋冬野之前，韋偉聽宋冬野在網上出的demo，歌詞讓他“深深地進去了”,他把宋冬野稱作“安和橋的海子”，“很多人不知道怎麼表達負面情緒，只會寫我恨你啊什麼的，他能把灰色的東西表達得很美。”
第一次見面，倆人生分，韋偉問宋冬野：“你有什麼想法？”宋冬野回答，“我沒有什麼想法，我不懂，你看着來，好聽就行。”
韋偉先挑了一首自己最喜歡的《莉莉安》做編曲，把吉他的部分改成絃樂，結果宋冬野聽完“驚了”，對韋偉説：“你隨便做。”
韋偉從沒有經歷過這麼暢快的合作，“接下來的所有的錄製他完全聽我的，基本沒有出現過什麼矛盾。”韋偉補了一句，“異常順暢。”

不過這並不代表宋冬野是那種任人擺佈的歌手，當韋偉提出希望宋冬野可以把《夢遺少年》裏面提到某句歌詞改掉，宋冬野堅持不改。

有不少人會覺得宋冬野特別走運，比如他想出專輯，就有摩登天空這樣的公司找他簽約，還把《安和橋》做成了摩登史上最貴的唱片；比如他不温不火的時候，剛好有湖南台...

這是宋冬野讓韋偉覺得特別厲害的地方，“他是我見過最聰明的歌手，他知道自己堅持什麼不在意什麼。他不像其他歌手愛糾結有小情緒，很多人會去挑剔音色怎麼樣錄音環境怎麼樣，他從不去挑那些雞毛蒜皮的事兒。”
除此之外，宋冬野還有一種能力：可以把一本正經的工作反轉成郊遊一樣的氛圍。比如一般歌手錄音前會和工作人員要一杯水或者一瓶果汁。宋冬野會説：“請把我那豬蹄兒拿過來。”
“那時候錄音條件不太好夏天開不了空調，宋冬野光着膀子，巨肥，邊錄音邊啃豬蹄兒。”韋偉説，“我説你太地道了，我工作這麼長時間也伺候過許多大牌歌手，第一次有人提出那樣的要求。”除了豬蹄，宋冬野還會帶野格，一款德國的力嬌酒，每次錄音前都要喝，“喝大了那種。我們就差沒在錄音棚吃火鍋了。”
通常宋冬野的錄音流程是這樣的，一幫人在錄音室先聊半小時，然後錄20分鐘，完了再聊上一個小時，再錄20分鐘。結果錄音棚的氣氛會變得特別融洽，“大家錄音就出來郊遊了，完全沒有工作的概念。”
聊天的內容天南海北，宋冬野會認真地和韋偉聊寫每首歌發生的故事，比如給什麼姑娘寫什麼歌。於是當韋偉要在某首歌裏想要用哪個樂器，他並不會一本正經地跟宋冬野説那些技術上的事，而是:“宋冬野你聽，那個音，是不是像你説的那個妞兒的那個臉，那個手，抱着盒子的姑娘，是不是。那妞兒把你傷得太深了，哎呦。”
韋偉到現在也搞不清楚只是見了幾次面喝了一頓酒的交情，宋冬野為什麼給了他那麼大的信任：“我的樂隊都不敢讓我這麼幹，但是他允許別人去成就自己，我覺得這是他特別牛逼的地方。”
另一點讓韋偉覺得這個人“一定會紅的”細節是宋冬野對幕後人員的關心。不論是寫宣傳通稿還是演出結束，宋冬野會講出團隊中一個人一個人的名字。“很多歌手專輯錄完了都不知道編曲是誰製作人是誰，更別説在公開場合去提了。比如去台灣巡演的時候，一些媒體的場合他都會介紹這張專輯的製作人，根本沒人知道我是誰。”韋偉説。
韋偉把宋冬野放在“藝術家”那種高度的位置，不僅僅是音樂，“那麼小的年紀，為人處事能有那樣的領悟和覺悟挺不容易的，我弟弟也是他這樣的年紀，像個王八蛋一樣。”
為什麼他能出來
2013年6月29日晚，湖南衞視《快樂男生》，一個抱着吉他的唱吧歌手左立，唱了宋冬野的《董小姐》。和所有參加選秀的歌手一樣，左立也訴説了一個動人的愛情故事，並被評委陶晶瑩評價為“像回到初戀”。左立唱完，坐在台下的《快男》評委山河朝旁邊人嘀咕了一句：“這歌一定火。”
隨後的幾小時，《董小姐》成為微博排行第一的熱搜詞。
宋冬野向記者回憶那天晚上“特別混亂”：當天正好是宋冬野去世不久的奶奶生日，他覺得呆在家裏肯定會難受，就跑出去看旅行團和海龜樂隊在北京的演出，場地裏面沒信號，等結束出來刷微博，粉絲暴漲了一千多個，“從來沒有這種待遇”。
外人會覺得宋冬野特別走運，比如他想出專輯，就有摩登天空這樣的公司找他簽約，還把《安和橋》做成了摩登史上最貴的唱片；比如他不温不火的時候，剛好有湖南台的選秀節目推了他一把。
摩登天空老闆沈黎暉看來宋冬野能紅並沒有太讓他意外，只是沒想到“可以這麼紅”。
比如《快男》初賽的時候，除了左立還有很多人都在唱《董小姐》，而其他選秀節目也有一些人在唱這首歌，這讓導演組覺得這首歌會火，於是找了一個有故事的有女朋友的左立把這首歌“爆發”出來。“我們知道這個歌在預賽的時候很多人唱，所以他們一定會用這個點。”沈黎暉向記者解釋。
沈黎暉聽了《董小姐》、《安和橋》等三四首就決定把宋冬野簽下來。他選人有條“看不見的線”，比如他排除了另一個很有潛力的民謠組合好妹妹樂隊，覺得“音樂性不夠”，相比起來宋冬野的音樂“敏感度高聲音有稜角”。
“音樂是不是聰明你三十秒就能聽出來。它很微妙，可能我們聽了10個人還是選了他，你讓我重新聽一次，我還是選宋冬野。”沈黎暉説，“為什麼他能出來不是偶然。”
曾經簽約萬曉利、蘇陽、鍾立風等民謠藝人的十三月公司老闆盧中強則向記者強調了選秀節目對宋冬野特別的意義：“宋冬野和電視這種大平台無意中的推送所成就的空間關係非常大。目前來看從小眾走向大眾最好的途徑還是電視，無論選秀還是綜藝節目，對於獨立音樂具有徹底改變命運的可能。”
而當我們反觀主流唱片的一路下行，就會發現傳統的所謂主流音樂製作的衰落恰恰給予了獨立音樂野蠻生長的罅隙。“因為大家聽到的其他東西特別工業和同質化，所以有辨識度的東西在電視這樣的主流平台上更容易被關注，哪怕一兩句話也會變成病毒傳播，宋冬野是一個特別優秀的病毒傳播的案例。”盧中強説。
看起來宋冬野確實趕上了一個好時代，這個好可以等同於“公平”。比如宋冬野最早被歌迷所認識的豆瓣小站，幾乎是一個零門檻的音樂傳播平台，而這種平台所起到的作用就是“迅速建立一個自己的受眾羣體”，這是特別重要的開始。
沈黎暉還記得十幾年前摩登剛剛建立的時候，每個月會收到很多裝在紙箱子裏的demo，有的demo工作人員忽略了可能就錯過了一位優質的音樂人。“在互聯網時代不會有人錯過，它建立了一個公平的機制讓你走出第一步，建立最開始的demo的平台。”
和宋冬野同吃同住“叫朋友都生分了，得稱兄弟”的民謠歌手堯十三和馬頔覺得，宋冬野能有今天的人氣不僅是選秀節目一蹴而就的，“我們出來演出已經快4年了，到了現在有了好的氛圍，但是受眾也是慢慢積累，不是説宋冬野的粉絲一下就漲到多少萬多少萬的。”
宋冬野第一次的演出機會是自己花二十塊錢買來的。有一次他在後海溜達，“聽到有人在唱李志，便欣然入座，坐定又聽他唱了幾首萬曉利，我那潛藏已久的歌手夢又膨脹起來，堅決地掏出二十塊錢，要求自己唱一首”。過了幾天這位唱李志的歌手打電話過來，想讓宋冬野做他小型專場演出的嘉賓。那次演出散場，酒吧老闆叫住宋冬野，定下了他“平生的第一次個人專場演出的事”，宋冬野的演出生涯終於被撕開了一個口。
2012年3月31日，和宋冬野一起生活的奶奶去世，第二天宋冬野辭職，專職做音樂。“我把她好好伺候好，還完了，我就計劃好了真的到了那一天就是我幹這個事情的時候了。”
辭職以後的宋冬野有過一段“窮到想死”的日子，酒吧演出一個月最多能演到11場，一場演出掙個一百塊錢，兩百最多，“不夠躁的”，“當時覺得特別苦，覺得要死了。去你媽的這日子不過了，音什麼樂啊民什麼謠啊，萬什麼曉利啊。”
那會兒宋冬野整天黑着眼圈呆家裏彈琴，一首歌必須一口氣弄完，晝夜顛倒。某天下午迷迷糊糊，接到一個電話：“我們是摩登天空的，想和你談談簽約的事。”宋冬野接完還以為是騙子，對着電話上網百度，號碼一樣，才信了。

宋冬野後來寫了一篇文章叫“歪門邪道的光明就在今天”，“摩登天空啊這是。這四個字在我們這幫孩子眼裏其實挺高大的，中國音樂界裏的蘋果的感覺。”

有不少人會覺得宋冬野特別走運，比如他想出專輯，就有摩登天空這樣的公司找他簽約，還把《安和橋》做成了摩登史上最貴的唱片；比如他不温不火的時候，剛好有湖南台...

時代變了，文化在變
在製作《安和橋北》之前，宋冬野給韋偉聽萬曉利和李志的專輯，都被韋偉否決，韋偉沒有告訴他的是，他希望把這張專輯做成這幾年“最pop的民謠專輯”，而萬曉利那種“都是很藝術的唱片”。
事實上，在這之前，民謠歌手請製作人製作專輯並不多見。盧中強回憶2005年和萬曉利合作那張《這一切沒有你想象的那麼糟》的專輯。沒有製作人，編曲、詞曲工作全由萬曉利包辦。
盧中強很反感獨立音樂人的專輯還要拉一個主流唱片體系裏的製作人介入，“那是一件暴殄天物的事情，傳統的製作人大多數搞不懂這些獨立音樂的東西，把這些人加進來參與他們的製作會嚴重地減分。”
宋冬野的專輯製作恰恰走了相反的一條路，韋偉在製作《安河橋北》之前已經做了很多商業編曲，他刻意將很多流行的元素對宋冬野原先的歌曲版本進行了改造。
比如編曲上用了很多絃樂和鋼琴；原先的歌當中一些很彆扭的屬於民謠的那種“聽起來很獨立的”和聲，改成了類似於港台的大眾容易接受的舒服高亮的和聲；solo部分獨立民謠喜歡編的一些很奇怪的段子，全部改成最簡單的旋律線。改完以後整張唱片變得“特別pop，特別流行”。
這是很多民謠歌手不願意放下身段去做的事情，但宋冬野全部接受了。
“我希望宋冬野的歌能夠讓公眾接受，就算不聽他歌的人，在喝咖啡吃飯拿來當背景音樂也會覺得很好聽很舒緩。”韋偉對《南都週刊》記者説。
“宋冬野和萬曉利他們都有一千個人認同，可能區別就在於宋冬野在一千個人之後有一萬個人認識他；萬曉利在一千個人以後只有一千個人認識他。”沈黎暉評價。這一點在蝦米這樣的音樂門户上區分得極其明顯，萬曉利的收聽數還停留在500萬這樣的數字，而宋冬野的收聽量已經超過了4000萬，這個數字甚至把很多流行歌手都甩了一大截。
《董小姐》的流行讓沈黎暉覺得這個時代的文化真的在變。在《董小姐》之前所謂的年度流行歌曲都是類似於神曲的歌，比如前年的《最炫民族風》再往前可能是龔琳娜、《老鼠愛大米》、《兩隻蝴蝶》，這些歌曲因為包含了神曲的某些庸俗和流水線的特質並不被民謠圈認可。而《董小姐》之後，越來越多的所謂的小眾獨立的音樂開始出現在流行排行榜上，比如阿肆的《我在人民廣場吃炸雞》、逃跑計劃的《夜空中最亮的星》，“這正在變成獨立音樂做領導的時代，只有當時間過去的時候我們才能知道《董小姐》的意義在哪兒。”
寫不出東西怎麼辦
紅了以後，宋冬野感慨：“選秀節目總算把我們這蓋給摳開了。”雖然他經常挺懷念兩年前和好兄弟馬頔、堯十三在酒吧賣唱的自由時光。
堯十三印象最深的是一天晚上他們三去酒吧演出，結果一個觀眾都沒來，三人輪流唱，一個人在台上唱剩下倆人在底下當觀眾，“還有酒吧老闆在吧枱後面聽。”到點結束，酒吧老闆給了他們一百塊錢打車回家。
演出生意最好的時候，有一次宋冬野和馬頔在一個livehouse演出，結果掙了600塊錢，每人分了300，倆人“高興壞了”，騎着摩托車路過三里屯“差點尋蜜去了”。
去年左立唱完《董小姐》紅了以後，宋冬野的全國百場巡演只走了36站便終止，原因之一是去聽演出的人太多，場地裝不下了。
“之前定的場地300人到頭了，突然來了很多不知所以的人，可能都不知道我是誰只知道這首歌就來了，於是就變得很不正常。”不正常是指“突然來了很多舉着燈牌熒光棒的歌迷”，而那種“大家喝酒啊喊牛逼才是正常的”。
更不爽的在於，宋冬野覺得自己的行動被嚴格地束縛住了。“身邊有十個保安架着，唱完以後籤售完了以後採訪，結束就該上車回酒店了。要是自己偷偷全副武裝，幾百個歌迷就堵住了，幹什麼的都有，捏你屁股抓你胸的。那些保安就很兇，然後你又過意不去。”
這着實讓宋冬野鬱悶了一番，沈黎暉記得宋冬野剛去摩登那會兒，介紹摩登的一票人給他，這是彭坦、這是萬能青年旅店。宋冬野見了：“哎呦，都是前輩。”沈黎暉覺得他特別逗，“小粉絲心態，見了誰，都是大神。”
宋冬野給自己列了一個負面清單，就是哪些事他一定不會做。這個清單甚至任性到一些約好的採訪他突然就不去了，而前不久一個音樂頒獎典禮，因為覺得和那些流行歌手站在一起特別傻也沒有出席。
宋冬野喜歡真實的東西，因此厭惡一切虛偽的事物。比如這他很少接商演，“不能你讓我唱什麼我唱什麼，而且也不會啊，不喜歡的都不唱。我不能幹對不起最開始喜歡我的那幫人的事兒。”
“其實很容易就變成偏激了，但特別可貴，青春期遺留下來的那點禍根得留着點兒，挺有用的。”宋冬野抓了抓腦勺，他一思考就用手撓，一唱歌就愛擦汗。
專輯發行以後，宋冬野在台北和陳昇吃飯。陳昇喝多了，他管宋冬野叫老冬，他説：“老冬，我跟你説你下面一個問題就是你寫不出東西，你再也寫不出東西。因為我聽你第一張專輯你用了你畢生的經歷。你用了你畢生的才華，寫了第一張專輯，你再也寫不出東西。”宋冬野端着酒杯哭笑不得：“好好，陳老師，我喝我喝。”
“下一張專輯寫不出來怎麼辦？”《南都週刊》記者問他。
“那沒辦法，我和朴樹聊，他也寫不出來，沒轍。”
“不唱歌會死嗎？”
“不吃飯會死。不唱歌得看我能幹點是什麼。也許是出租車司機，上來一人讓你去哪兒你就去哪兒。空駛的時候也沒有目的。隨意一點。”宋冬野露出他標誌性的憨笑，至少寫不出歌這事還沒焦慮到讓宋冬野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