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劃：作家莫言與中國影視界的“野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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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紅高粱》在柏林電影節一舉拿下金熊獎，這是中國電影第一次登上國際舞台，更是莫言作品以影視劇的形式第一次受到國際認可。2003年，霍建起與莫言促成合作，根據其小説《白狗鞦韆架》改編成電影《暖》，這部片子在金雞百花電影節、日本東京電影節等接連獲得多項大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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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中國著名作家莫言

《紅高粱》工作照（左二為莫言）

莫言參與創作的部分影視作品

策劃/本站娛樂策劃組責編、撰文/甕欣、陸姝

日本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大江健三郎曾經評價中國作家莫言：他是中國最有希望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人。如今，大江健三郎的預言成真。這位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鄉土文學崛起的知名作家，一舉拿下本屆諾貝爾文學獎，組委會的頒獎詞中稱“他的魔幻現實主義作品融合了民間故事、歷史和當代”。

除了作家，莫言還曾經憑藉另一種身份更早的獲得國際上的認可——1988年，改編自莫言小説的張藝謀電影《紅高粱》榮獲柏林電影節金熊獎，其中那段令人記憶深刻的高粱地裏男女野合段落，在當時的年代一度成為最熱門話題。

從某種意義上講，文學與影視之間發生的種種聯繫，同樣稱得上是另一種形式的“野合”，而擁有作家、編劇雙重身份的莫言對於影視改編文學作品的態度，恰恰也印證了對於這種野合的複雜情緒。

一、《紅高粱》：首次觸電莫言的作品愛怎麼改就怎麼改

有10個人知道莫言獲得諾貝爾獎，其中可能只有5個人讀過他的小説，但一定有9個人都看過那部張藝謀執導的電影《紅高粱》，它正是改編自莫言的同名小説。這算得上是莫言作為作家第一次與影視界發生關係——此前他的成名作小説《透明的紅蘿蔔》雖然也曾被西安電影製片廠看中，莫言還特意拉出過劇本大綱，但因為種種原因最終未能拍成。

於是《紅高粱》便成了莫言的第一次“觸電”。很多媒體報道都曾經提到這部片子出爐始末。據稱當時張藝謀前妻從圖書館的文學期刊中翻到莫言的最新小説，就拿回家給張藝謀看。彼時這篇小説於1986年3月正式發表之後，在文壇引起轟動，被讀者推選為年度“我最喜愛的作品”第一名。張藝謀看完如獲至寶，決定去探訪莫言談電影改編。莫言當時住在軍區大院筒子樓，張藝謀到樓下忘記房間號，只好像《有話好好説》裏姜文僱來的角色一樣站在樓底下仰頭喊“莫言”。

兩人談了總共不到十分鐘就達成合作。莫言抱着“拍好了是你張藝謀的光榮，拍砸了也不是我的恥辱”的心態，在改編事項上沒提任何要求。“我不是魯迅，也不是茅盾，改編他們的作品要忠於原著，改編莫言的作品愛怎麼改怎麼改。”後來莫言也在張藝謀的力邀下參與改編過程，與當時任福建電影製片廠廠長的陳劍雨以及朱偉一起擔任編劇，他驚訝的發現，張藝謀的劇本做了大量的改動，那一場經典的顛轎子的戲份，原本小説裏只是寥寥幾句，但電影裏顛了足足五分鐘。

《紅高粱》外景地定在了莫言的家鄉山東高密縣。據報道，因為當地紅高粱的長勢與劇本中有出入，張藝謀派副導演帶原西安電影製片廠廠長吳天明湊的4萬元資金，冒險在高密以每畝250—300元的價格，與農民籤合同種下100多畝高粱。電影開機之前，莫言請劇組成員到自己家做客，張藝謀、副導演楊鳳良、“爺爺”姜文、“奶奶”鞏俐、攝影師顧長衞都去了，那時候莫言對於扮演“我奶奶”的鞏俐印象一般，他覺得“奶奶”應該是一朵帶刺的玫瑰，鮮亮奪目，但鞏俐太學生氣，坐在他家裏吃飯愁眉苦臉，嫌餅上沒有雞蛋不好吃。他一度擔心這部電影會砸在鞏俐手裏，結果《紅高粱》成片令他感到“很震撼”。

這部電影讓莫言在當年那個時代算是小小的名利雙收了一下。他總共賺到2000元，其中800元國家規定標準的版權費、1200元編劇費。當時張藝謀找來要改編小説的時候就覺得“要發一筆大財了”的莫言，果然拿到了在當年那個時代讓他“興奮得一宿沒睡”的大紅包。

1988年，《紅高粱》在柏林電影節一舉拿下金熊獎，這是中國電影第一次登上國際舞台，更是莫言作品以影視劇的形式第一次受到國際認可。而後影片在國內公映，一張電影票只有幾毛錢，《紅高粱》票價竟然曾被炒到5~10元。1988年春節過後，莫言深夜走在北京街頭，仍能聽到很多人在高唱“妹妹你大膽地往前走”。張藝謀後來提起《紅高粱》，曾經在公開場合表示，電影的成功要感謝莫言非常優秀的小説。而另一邊廂，莫言也坦言“遇到張藝謀很幸運……電影確實要比文學影響力大”。

二、影視路：每一部電影、每一本小説，都有它的命運

莫言在一次講座上講起《紅高粱》，他説現在回過頭來看，那次合作是一個偶然。但之後，偶然與影視的聯姻卻在莫言隨後的事業生涯中成為必然。

八十年代末期《紅高粱》拍攝完成後，莫言寫了一部短篇小説名叫《斷手》，講的是自衞反擊戰剛剛結束從越南戰場回來的一個殘疾軍人，與村子裏的一個殘疾女性的愛情故事。莫言自己把它改成了電影劇本——《英雄浪漫曲》，而後劇本在《電影文學劇本》上發表，但因為涉及到殘疾軍人和自衞反擊戰，一直沒有完成拍攝。“估計是永遠沒人再拍了。”他在講座上説。另一部“夭折”的電影，是他與一位劉姓導演、同時也是小説家合作了一部名為《大水》的劇本，講述從勞改營裏邊逃出來的右派在黃河灘邊怎樣生活，歷盡周折最終還是沒拍成。

九十年代，剛拍完《大紅燈籠高高掛》的張藝謀又來找莫言，要求他再寫一部電影劇本。他提了兩個要求：一是要拍農村題材；二是要拍大場面。最終莫言創作了作品《白棉花》，講述一對加工棉花的青年男女，在棉花工廠裏發生的悲歡離合。張藝謀卻並不滿意，理由是莫言在創作的時候過多的考慮了電影元素，比如以鞏俐為原型塑造女主角、描寫場景時太顧及畫面展現。後來莫言回憶説，張藝謀一直嫌他寫得差，“幹嗎老為我想啊？”張藝謀説。後來這電影沒拍成，倒是在五六年後被一位台灣導演拍成了地下電影，蘇有朋和寧靜主演，但這部作品連原著莫言都沒有看到過。隨後，張藝謀又曾經提出要拍楚漢戰爭，莫言再度執筆創作劇本《英雄、美人、駿馬》，仍是石沉大海、無疾而終，但這個聽起來名字很直白的故事，最終成了2000年莫言主導的話劇《霸王別姬》雛形。

1994年，莫言與香港著名導演嚴浩（代表作《似水流年》）的合作又再度令他揚名國際。由憑藉《廬山戀》《巴山夜雨》聞名的女演員張瑜從海外留學歸來，自籌資金1000萬，彙集內地、香港、台灣三地電影精英，根據莫言的作品《姑奶奶披紅綢》改編拍攝了影片《太陽有耳》，莫言與導演嚴浩共同編劇。這部電影最終拿下柏林電影節銀熊大獎。

1997年，莫言在上海的《收穫》發表了一部中篇小説《師傅越來越幽默》，寫的是下崗工人每天都要到市政府門前靜坐的故事。這個故事再度被張藝謀相中，要改編成電影。第一版劇本出來後，莫言很詫異，這幾乎與他的原著小説沒有任何關係了。他也為張藝謀提出很多建議，比如編了一個非常圓滿的盲女復仇的故事給他聽，但最終張藝謀沒采用，而是啟用趙本山和董潔，拍攝了一部賀歲喜劇片。“這個時候我確實感覺到，張藝謀作為一個全世界有名的大導演，真是陷入了困境中。”莫言説。

整個九十年代，莫言同樣也創作過不少電視劇劇本，《夢斷情樓》、《紅樹林》、《良心作證》、《哥哥們的青春往事》等等，但似乎某些合作過程並不愉快，他曾經在山東大學的一次演講中提到，覺得每寫一部電視劇，人格上就好像受了極大的侮辱。“每次你都會被低劣的電視劇導演橫挑鼻子豎挑眼。”1993年夏，莫言和吳濱、史鐵生、劉毅然、餘華、蘇童、賈平凹、格非、楊爭光、葉兆言、朱曉平等11位嚴肅文學作家還聯合創作了20集電視系列劇《中國模特》，算是攜手跨出有意識有組織的與影視文化“親密接觸”關鍵一步。

2003年，霍建起與莫言促成合作，根據其小説《白狗鞦韆架》改編成電影《暖》，這部片子在金雞百花電影節、日本東京電影節等接連獲得多項大獎。莫言回憶起當年的合作經歷，笑言霍建起的《那人那山那狗》在日本上映很火爆，而自己的文學作品也曾經被翻譯成日文熱銷，電影上的合作便來源於製片人基於雙方在日本市場共同號召力的一次有“預謀”的撮合。莫言後來評價《暖》，認為假如在上世紀90年代推出這部電影，很可能會無聲無息。但恰逢二十一世紀初，正是人們懷舊情緒的爆棚期，影片一經推出便好評如潮。所以，莫言覺得，每一部電影、每一本小説，都像每一個人一樣，有它自己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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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瞭解莫言的作品嗎？

看過很多

看過幾部

沒看過，只看過改編成的影視劇

沒聽説過

你看過哪部莫言作品改編或參與創作的影視劇？

《紅高粱》（改編自同名小説，導演：張藝謀，主演：姜文鞏俐）

《暖》（改編自《白狗鞦韆架》，導演：霍建起，主演: 郭曉冬李佳香川照之）

《幸福時光》（改編自《師傅愈來愈幽默》，導演：張藝謀，主演：趙本山董潔）

《白棉花》（改編自同名小説，導演：李幼喬，主演：寧靜庹宗華蘇有朋）

《太陽有耳》（莫言與嚴浩聯合編劇，導演：嚴浩，主演：張瑜尤勇高強）

《夢斷情樓》（24集電視劇，與人合作編劇，主演：張瑜陳道明陳寶國）

《哥哥們的青春往事》（6集連續劇，與人合作編劇，主演：吳若甫劉丹）

《紅樹林》（18集連續劇，編劇，導演：高今，主演：李鳳緒薛佳凝）

都沒看過

你希望看到哪部莫言作品拍成影視劇？

三、影視改編觀：作家別把寫劇本當賺錢工具

莫言的作品中3部具有國際影響力——除了1987年張藝謀執導、鞏俐主演的《紅高粱》獲柏林金熊獎，實現了中國電影在國際A類電影節上大獎上零的突破外，根據莫言小説《白狗鞦韆架》改編的電影《暖》獲第16屆東京國際電影節金麒麟大獎及金雞獎最佳故事片大獎，而1995年由莫言和香港電影新浪潮干將嚴浩導演聯合編劇，嚴浩執導、張瑜主演的《太陽有耳》再擒柏林銀熊。

另外的兩部則頗有爭議性，取材於《師傅越來越幽默》的《幸福時光》因為張藝謀執導、趙本山主演的而受到極大關注，最後的效果卻不温不火，成為張藝謀電影中較不起眼的一部。而另一部改編自莫言同名小説的電影《白棉花》(2000年，導演：李幼喬主演：寧靜庹宗華蘇有朋)知道的人不多，雖入選2000年台北金馬國際影展觀摩影片，但該片曾在台灣一項“最受批評電影排行榜”中，被 83%的觀眾認為最不值得觀看。

成功案例：小説改編電影是選擇的藝術

《紅高粱》由莫言和張藝謀聯合編劇，也是莫言本人較為滿意的改編電影作品之一。2006年9月，獲得日本福岡第17屆亞洲文化獎大獎的莫言在頒獎禮上就表示：“小説改編電影是選擇的藝術，好的導演能選出裏面的精神，不好的導演只能選出垃圾。張藝謀是個高明的導演，把精華都提出來了。前段時間有人想把《紅高粱》改成電視劇，編劇找到我抱怨，説張藝謀太黑了，小説中能用的都用上了，實在沒什麼可改的了。”

霍建起導演的《暖》的編劇是霍建起的夫人秋實，但在改編過程中莫言也參加討論了，“我參加了編劇，一些很關鍵的細節也幫他們想了，這個我也沒署名，但是不錯，基本上按照我原作來拍的。”

失敗教訓：不要討好導演，不要一味迎合影視劇

雖然收穫大眾的關注或好評，但莫言在很多場合並不諱言對自己作品改編成電影或自己參與改編/撰寫的劇本的失望。

《太陽有耳》雖獲柏林銀熊，莫言卻並不滿意：“我參與了編劇，當然香港方面也有幾個人一起參與，寫了好幾稿。我覺得也不成功，我的很多想法和導演差距太大，最後我就退出了當然他基本上還是按照我原來的脈絡拍的。”

莫言也多次表達了對電影《幸福時光》改編的不認可，認為電影跟小説沒什麼關係，“就一個破舊公共汽車的外殼是小説裏有的，但5分鐘不到就被吊走了。”“《幸福時光》把我的小説中一些很有價值的東西改掉了，很遺憾。”莫言説張藝謀後來也意識到這次改編的問題，“張藝謀跟我説，你們作家東西寫得不好可以撕了，扔進垃圾筒重寫，而導演拍電影卻是騎虎難下，明知道不好，也要當成一部傑作來拍”。

“當時寫《紅樹林》，我就是被要求先出一個劇本，然而再根據劇本改寫成小説。後來事實證明，這部作品是失敗的。”

《白棉花》的創作過程則給了莫言很大的啟發，寫這部小説是為了給張藝謀定製一個“有很多宏偉壯觀的大場面的農村題材作品”，結果莫言在寫的過程中不自覺地讓女主角往鞏俐上靠，腦中也不斷浮現電影畫面。最終該小説被張藝謀棄用。雖然《白棉花》後來被拍成了電影反響也並不好。“這件事給了我很大的教訓，寫小説就是寫小説，不要把電影裝進腦袋裏，不要討好導演，不要一味迎合影視劇。而是讓編導從小説的字裏行間吸收一些有用的東西。 ”

後來莫言在寫《生死疲勞》的時候，就完全沒有考慮能不能被改編成電影或者電視劇，“如果構思小説的出發點就是衝着改編劇本去的話，是一定會影響小説的文學價值的。當時寫《紅樹林》，我就是被要求先出一個劇本，然而再根據劇本改寫成小説。後來事實證明，這部作品是失敗的。”

莫言自己最看好適合被改編的作品是《檀香刑》和《生死疲勞》，這兩部作品卻一直沒有導演問津，讓他感到有點遺憾。

經驗之談：作家別把寫劇本當賺錢工具呼籲職業編劇

早在2000，莫言就曾在接受採訪時説，“我認為一個電影導演與一個小説家的合作實際上是一種精神的契合。這樣的機會並不是很多。一個有自尊的小説家在開始創作一部小説時，不會也不應該去考慮改編電影的問題，否則就會破壞小説的純潔性。這有點像戀愛，你最好不要腳踩兩隻船。”

而在近期的一次採訪中，莫言則直言作家不應把寫劇本當賺錢工具，“我在上世紀90年代也寫過劇本，我的目的很明確，就是掙錢。當時有一個電影製片商聲稱，一集15000元，1993年時，這是天價，一般編劇也就5000元左右。我就接了。我折騰一年半才寫完劇本，反覆改，後來改得面目全非。所以作家在寫劇本時，不要把它當做賺錢的手段，要有非常真誠的創作狀態，我一直呼籲職業編劇的出現，要把它當做藝術來創造，而不是當做一種工具，只有這樣才能提高影視作品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