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雨》研討會 專家探究華語類型片“變臉”

華語傳統類型片無外乎武俠功夫，國慶檔三部大片《狄仁傑通天帝國》、《劍雨》、《精武風雲》，表面看來，似乎都可歸為這一範疇。國慶檔三大片“變臉”思考　　2010年國慶檔，《精武風雲》、《劍雨》及《狄仁傑》三部以武打動作為包裝的類型片先後上映，同期競爭，形成一個熱點話題。

蘇照彬甯浩張一白

魏君子云飛揚阿木

表江張小北王旭東

宋子文張衞（左）

現場魏君子

雲飛揚(左)和阿木研討現場

李星文

本站娛樂訊 10月18日下午，本站娛樂主辦的“新浪潮”再出擊，與中國電影評論學會學術活動部聯合舉行——《華語傳統類型片“變臉”思考》研討會。活動由魏君子主持，張衞、王旭東、張小北、宋子文、李星文、表江、雲飛揚及阿木等影評人就華語傳統武俠片如何推陳出新、迎戰氣勢洶洶的好萊塢展開熱烈討論，而《劍雨》導演蘇照彬與甯浩、張一白等業內影人的出席發言，更令這期“新浪潮”碰撞出新的火花和思考。

華語傳統類型片無外乎武俠功夫，國慶檔三部大片《狄仁傑通天帝國》、《劍雨》、《精武風雲》，表面看來，似乎都可歸為這一範疇。面對電影市場的火爆、好萊塢的攻勢，觀眾的口味不一，華語電影也需要與時俱進，在國慶檔，三部華語類型片盡皆“變臉”，在傳統武俠功夫電影基礎上，嘗試融合其他類型元素，究竟成敗如何？所謂成敗，是否只以票房做標準？

類型片該不該創新？國慶檔三大片“變臉”思考

2010年國慶檔，《精武風雲》、《劍雨》及《狄仁傑》三部以武打動作為包裝的類型片先後上映，同期競爭，形成一個熱點話題。而主持人魏君子就這三部影片都不約而同的涉及到變臉/變換/隱藏身份拋磚引玉，讓與會者思考、探討武俠功夫片的創新。

阿木認為，三部影片都有明顯的向六七十年代華語武俠功夫片致敬的痕跡，但又注入了不同元素，如徐克在《狄仁傑》裏將懸疑與武俠融合，減少了他在九十年代時的飄逸風格，《劍雨》則是把愛情、家庭元素融入劇情，進行“變臉”，並強化了對於愛情的描寫，與胡金銓時代的淡化愛情有所不同。雲飛揚進一步的説明，《狄仁傑》把政治融入江湖裏，徐克把政治廟堂和江湖俠義放在了一起，這個變化是比較好的，而《劍雨》的變化，就是把古代人正常的生活和俠客生活扭轉了幾次，這個變化還是比較好的，跟古龍當年的《歡樂英雄》有點類似。

李星文從宏觀的創作思路及技術環節兩個角度看待這三部華語片的“變臉”。他覺得武俠功夫片要想變臉，更容易是雜交、融合不同導演、不同風格的元素，做到取長補短，如《狄仁傑》是把判案、武俠及權謀雜交，《劍雨》讓人物迴歸了家庭，並在技術上提出了“神仙索”這個有趣的元素。

如果從“變臉”後的類型片角度來看，甯浩認為“只有《劍雨》是武俠片”，《精武風雲》跟《狄仁傑》是武打片——沒看到俠，而俠就是江湖，脱離江湖就沒有俠，就像《七俠五義》是公案題材，或者説只是有武打元素，又如《我的野蠻女友》有打戲，但不能算武俠片。

宋子文的觀點着眼於另一個問題：為什麼這些華語片要變臉？他認為，從文化角度來講，現在是一個武俠文化沒落的時代，不可能有前幾十年那樣很大很蓬勃的市場，無論是認知度來講還是觀眾的接受度來講，都無法做得真正意義上的大眾化。《精武風雲》從傳統功夫片變成漫畫英雄片，融入了黑俠這樣的元素，就像黑暗騎士這樣的元素，可惜整合功夫沒有做夠、做到、做精、做細，《劍雨》和《狄仁傑》則做的相對好些，但《劍雨》又不像《精武風雲》或《狄仁傑》般，有相關的影視或文學作品作為基礎。

此外，張衞老師則認為類型片在類型結構上不能創新，而可以在敍事上、局部情形上、個別的表達方式上進行創新。

甯浩：《劍雨》是修正色彩的武俠片

具體到蘇照彬的《劍雨》這部作品，與會者們也提出了不同的意見，與蘇照彬導演自己的説法又形成一種對話的關係。

表江認為，《劍雨》是將一種比較文人氣質的武俠片模式和商業模式的混合，達到類型片上的創新。它的商業模式，尤其是情節設計，有故事的感覺，比如像武俠版的《我的老婆是大佬》，還有點《史密斯夫婦》的感覺，這些元素比較現代，比較適合現代的觀眾觀看，也比較女性化，又如一些場景和意境，夾雜着古龍味道，比如幾個高手在平常不出來殺人的時候，就在家裏賣賣面，變戲法等等，這種感覺非常像古龍作品，設計得比較有亮點。

王旭東則從時間影像/運動影像的角度指出，《劍雨》側重於時間影像。中國武俠電影裏比較缺乏時間影像概念，少數的如《俠女》、《大話西遊》，而《劍雨》也帶有，創作者力求一種中國化的禪意，雖然不多，至少有這個努力，願意在這方面去尋找。

張衞老師提出生存心理需要的説法，因為從觀眾心理學的角度來看，觀眾看電影往往帶有一種心理期待或者説心理需求。楊紫瓊這樣美麗、賢惠的好人，人們要殺她，她怎麼能夠逃脱追殺活下來，這個成為懸念，揪着觀眾的心往下看，我們一直希望她不要被別人發現，大家看的時候，觀眾把自己和主人公合二為一，我現在就是楊紫瓊，我現在被追殺，我能不能活下來，從這個角度來説是楊紫瓊要活下來的，滿足生存本能的。她的主線是一個滿足普通觀眾希望楊紫瓊生下來的願望，這是滿足生存本能的逃生片，逃生片是一個標準的類型。

甯浩自身經驗來看待《劍雨》這部作品，是一部“帶有修正色彩的武俠片”、“有點像當年的西部片的復甦”，因為《劍雨》不僅是打來打去，還裝了一些別的東西，使得這種類型片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是一種進步，這也是《劍雨》的價值所在。蘇照彬導演則結合當年創作《雙瞳》的經驗，談到在創作《劍雨》的過程裏不斷的加入一些元素不斷推進劇情發展。不過，宋子文認為，《劍雨》失勢在於，在一個非常短效的、熱點的檔期，去賣了一個大家非常生僻的故事，這對《劍雨》本身的製作誠意和製作品質其實是一個連環式的傷害。

面對好萊塢：“很多華語類型片是空白的”

國慶檔的電影市場之爭，原本以為是《山楂樹之戀》、《精武風雲》、《劍雨》及《狄仁傑》之爭，但意外的是，好萊塢高概念影片《盜夢空間》從9月1日上映到國慶檔，幾乎是穩坐着市場的第一或第二把交椅，原本不少院線經理認為這片在內地市場只有約2億元的票房，但目前已經達到了4.5億，遠遠的超過後來上映的華語片。再加上明年3月中國內地市場將會進一步的開放，華語類型片如何對抗好萊塢，成為一個迫在眉睫的問題。在這場討論會上，這也成為了一個焦點，畢竟不少人認為，要對抗好萊塢，只能是用華語特色類型片，即武打片、武俠片，對抗。

首先甯浩認為，在中國，很多華語類型片是空白的。我們觀眾看美國人的類型片，但是如果我們把美國人的類型翻譯成中國的搬上銀幕，肯定不稱之為類型，因為這根本不是同一個玩意，美國人是站在美國的文化系統上表現出來的，類型片講的是基督教的事、救贖的事，而中國民眾的文化層面和西方文化層面完全脱節，拿西方的文化創造出來的類型來套中國現世的故事，出來的只能是虛假的東西，跟老百姓完全沒有關係。而要想對抗好萊塢，應該是拿出一些美國人不知道或者不會玩/不屑於玩的東西，如東方式的愛情，來對抗，因為華語片在類型片的探索時間還很短，而且我們在題材上沒有好萊塢那麼大的自由度、製作上又缺乏對手的技術水準，只能走另一條路。

蘇照彬則從他在台灣電影市場的所見所聞所感出發，提出應該要有更好的配額制的支持。台灣在30年前，一年拍片量高達300部，幾乎所有人都拍功夫片和武俠片，然後拿到香港、東南亞去賣，那個時候因為好萊塢的片子是有限制的，保護主義保護得非常成功，所以那時候開始有一些名導演和明星，這個趨勢一直延續到台灣拍片的g.c。但後來台灣電影市場完全開放後，如《指環王》在台灣上映時，有200多個拷貝，幾乎等於當時台灣所有的廳數的一半。從那個時候起，華語片的市場佔有率，從60%下跌到甚至不到1%。又如韓國，它本身有一個很好的配額系統，這個配額制還是存在的，在無形之中把本地的創作人員的機會，把這個地盤留住了一塊，讓他們做。

文化壁壘也成為與會者比較認同的一個方式，因為不同地區的觀眾有不同的文化與觀影心理，而製作符合本土文化、心理的影片是華語片與好萊塢競爭的重要方式，宋子文甚至認為，既然要做自己的電影，首先要尊重自己的文化，如果沒有自己的文化，哪有我們自己的電影可言？

文化與市場：“超市裏的事得超市的人去想”

既然對抗好萊塢的重要方式在於，以自己的獨特的“文化壁壘”來吸引本土觀眾，對抗外來者，那麼，這種方式是否一定能奏效呢？而假如一部影片上映時遭遇的同樣是“文化壁壘”裏的同盟者，市場的優劣又會如何呢？這成為了廣大華語電影人、影評人所面臨、思考的問題。而《劍雨》的出現及在這三部影片裏的品質與市場表現，則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參考。

甯浩導演的《瘋狂的石頭》是一次“以小博大”的範例，《瘋狂的賽車》則在競爭激烈的賀歲檔取得過億票房，但他認為，如果把一部電影比喻為超市裏的商品，那麼導演做的是“加工的事”，至於“超市裏的事得超市的人去想”。針對《劍雨》這部甯浩所認為的今年國慶檔唯一一部武俠片，“怎麼營銷出帶有色彩的武俠片，是不是能夠按照經典武俠片營銷，這是一個問題”。

身為院線人士、對觀眾反應敏鋭的劉歌(萬達電影院線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與邱晴(中影南方院線負責人)也都認為市場認可度是院線排片的主要依據。對於《劍雨》這部影片，優勢在於媒體、觀眾及業內人士對於影片的認可度都比較高，且影片的宣傳定位(純粹的武俠片)也比較準確，但劣勢在於影片的台前幕後的組合不夠《狄仁傑》般的吸引力，且宣傳片、海報等給人的感覺也不如《狄仁傑》。

由此來看，《劍雨》本身並不缺乏文化堡壘、不缺良好口碑，而缺乏一個更好的包裝與賣相。而如何的讓加工的人與超市裏的人聯手打造，則是一個不少電影人不得不面對的問題，就如超市裏的同類商品那麼多，如何把你的商品的特點突出，才能讓觀眾在同等期待心理下留下第一眼的深刻印象呢？

阿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