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視《讀書》製片人兼主持李潘：好書讓人幸福

20平方米不到的房間裏，3個鐵皮櫃，1個擱物架，滿滿當當，塞的全是書。”　　真正的好書無法和大家分享，介紹給觀眾的大多是自己清楚“不夠好”的書，這種狀態讓李潘備受煎熬，她下定決心改版。

《讀書》

20平方米不到的房間裏，3個鐵皮櫃，1個擱物架，滿滿當當，塞的全是書。這是央視十套欄目製片人兼主持人李潘(微博)的辦公室，寫有“子午書簡”四個大字的牌匾擱在鐵皮櫃的上方，已經落了灰。6月13日，李潘主持了5年的《子午書簡》正式改版為《讀書》，不僅名字和播出時間換了，節目內容和形式也“改頭換面”，從10分鐘的一人簡單講談，變成了現在每期30分鐘三人的評書論道。

新節目並不像想得那麼一帆風順，播出兩個多月後，李潘拿到了頭批收視率報表，她大大咧咧地展示：“最高0.16%，最低才0.03%，成績不咋地。”然而她毫不在意，“培育新節目都需要時間，這是一個很正常的過程。”在李潘看來，一切已經在朝自己的理想進發，因為她終於讓自己書架上的書，也走進了節目裏。

改版

選書標準不變，變順序

改版前，《子午書簡》的收視率已經保持在0.1%左右，足夠它在央視十套站穩腳跟。但就是這檔自己花了大心血，也收穫了肯定的欄目，卻讓李潘一度很困惑。她時常盯着家裏的書架發呆：“為什麼我書架上的書永遠進不了節目，節目裏介紹的書也上不了我的書架？”

矛盾背後，李潘意識到了自己的妥協：“在收視壓力下，我挑選作品時特別注意它們的話題性、故事性，但其中大部分作品，實際上並不是我心目中真正的好書。”

真正的好書無法和大家分享，介紹給觀眾的大多是自己清楚“不夠好”的書，這種狀態讓李潘備受煎熬，她下定決心改版。“迎合觀眾能讓我活下來，但活着總還要有些理想，我們期望能做更大型，更能傳遞思想和新知的讀書節目。”李潘打了個比方，“我書架上哪怕能有一半的書進入節目，那也是個勝利。”

雖然節目變動很大，但李潘卻透露“篩書”的標準“根本沒變”：“還是‘彰顯主流價值’、‘有用’和‘有趣’三條——只不過調整了標準的順序，一切就都不一樣了。”《子午書簡》時期，有趣，也就是話題性、故事性，排第一位；然後才是有用和主流價值。而在《讀書》中，三條整個反了過來，李潘特別強調“有用”的涵義：“除了物質上的有用，我們更追求精神上的有用。”

所以她在最新一次錄製中，挑戰了《易經》——這是她以前根本不敢想的主題。“很多人可能聽到這種大部頭的名字，都不敢讀了。”李潘笑説，“其實我看了一遍，也完全沒看懂。”看不懂沒關係，她請來學者曾仕強，直白地問，“《易經》到底怎麼讀？”“《易經》太大，我們不求做全，只求哪怕其中一個小問題，做透了就成，比如專講‘否極泰來’在《易經》中的解釋。”李潘説，“標準調整，我們可做的電視讀書範圍就拓寬了——只要是好書，即使難度大，我把它做成導讀類，也要推薦給大家。”

錄製

不請作者，節目“折損率”5%

李潘説，《讀書》要解決的問題，其實看上去很簡單，只有三個：“讀什麼、誰來讀、怎麼讀”。讀什麼，取決於節目組兩輪選題會；怎麼讀，多半取決於前期策劃和後期剪輯的謀篇佈局；而誰來讀，卻是個必須依靠“外援”的大問題。

“很多人以為我是主持人，我來説就好，其實《讀書》更像一個平台和沙龍，真正有關一本書思想、觀點的傳遞，靠的是兩位‘分享人’，我不過在中間穿針引線。”李潘口中的“分享人”，是每期節目都會請到的兩位評書論道的嘉賓。和“篩書”一樣，《讀書》也有三條“篩嘉賓”的標準：一是對這期推薦的書有獨到見解，二能在電視上“説出來”，三不找作者。為了符合標準，欄目組總要在邀請嘉賓之前下一番調查功夫。“先看他的知識背景是否和我們的主題相合，再看他能不能‘侃’，‘茶壺裏煮湯圓’的人肯定不適合做電視節目。”對於不請作者的原則，李潘解釋為希望保持第三方視角，“中國是人情社會，作者往你對面一坐，基本上別指望別人有批評聲音了。”

“有想法，又能海闊天空聊開的嘉賓真的很難找，想想《百家講壇》那麼多年，又出了幾個于丹、易中天呢？”何況，即使找到合適的候選人，也有可能出現突發狀況。上一次入棚，《讀書》尋到一個私下特別能説會道的嘉賓，誰知面對鏡頭，這位嘉賓卻“僵”了，每次説話不超過六句話，回答基本上都很抽象。“他每次説完就朝我和藹一笑，笑得我都崩潰了，那期節目十有八九得折損了。”由於種種原因，《讀書》的折損率大概在5%左右，也就是説，每錄20期節目，就有一期是白做工。

前景

大眾化欄目？痴心妄想

從1996年在央視做第一檔讀書欄目《讀書時間》，李潘就一直面對這樣的質疑：作為“快消品”、大眾化的電視，和代表高雅文化、面向小眾的讀書，本質上天然矛盾，因此做電視讀書節目，從根本上就不可行。“電視讀書欄目的價值不在收視，甚至它對觀眾的意義，未必大過對電視台自己的意義。”北京大學教授張頤武把這類欄目比作一個物種，它的存在表達了電視台的文化關懷，“所以它活着，這件事本身就是最大的價值。”

但李潘不這麼想，她堅信自己正在做“一件積德，且有效的善事”。“精英知識分子有足夠多資源，和足夠強大的世界觀，他們確實不需要讀書節目；但更多中小城市裏，受過相對良好的教育，渴望精英文化，可生活環境裏又得不到這些信息的那羣人呢？還有大城市裏，沒時間讀書的白領們呢？”李潘反問，在她眼中，分眾是大眾媒體的發展趨勢，“就像報紙會分版一樣，有些版面讀者羣體小，但不意味着我們可以放棄。”

雖然認為電視不適合讀書是個“偽命題”，不過李潘也認同，讀書欄目並不應該以收視率為上。“我們最需要想清楚的，就是這類欄目的功能定位：到底是拉收視來的，還是負責傳播新知？”她直言，想要把讀書欄目做成大眾化欄目，確實“痴心妄想”，“如果真能做出來，那也是披着羊皮的狼，就像某些‘偽’讀書欄目一樣，借讀書的名義，搞點明星訪談、養生、娛樂，喪失了讀書欄目真正的擔當。”

作為日播節目，《讀書》每月有21期節目播出，這也意味着，李潘每個月要讀21本書。“我把我幾乎所有的業餘時間都拿來讀書了。”李潘的臉上看不出絲毫厭煩，“怎麼會煩呢？現在選的都是真正的好書，好書只會讓人有幸福感。”她計劃着，下一步把有想法的普通讀者請進攝影棚，徹底把節目打造成讀者交流平台。説到這個她兩眼發亮：“草根分享人的概念，不是很棒嗎？”(本報記者 王硯文)